參與過數次有關集會後，實在覺得必須靜下來反思一下自己的行動。本文的重點不在於檢討圍城策略的得失，反而我想以一個外圍觀察者的身分，重新審視自己行動的理據，俾供其他運動參與者參考。
身為一個環保組織的工作者，工作範疇經常需要間接接觸香港農業。就我的觀察所得，我的同事似乎對於菜園村不遷不拆的訴求無動於中，在他們的心目中，香港農業的發展限制重重，要求港人務農，似乎是過份理想化了。後來運動的發展漸漸地轉向全港性的訴求，高鐵效益的考慮成了不少人支持反高鐵運動重要的理據之一。至此，整個運動的支持者就包含了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年齡的人，這當然在某程度上，是壯大了運動的基礎；但這種轉變，亦使運動的發展充滿張力，以致於在 15及16日的行動之中出現不少行動上的分歧，給外人內鬨的感覺。
阿嘉花的文章指出，反高鐵運動能夠成功地連結不少團體參與，更能提供一個香港發展的新論述，這些筆者都十分同意，而且是樂見其成的。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察，只是把某些局部的進展擴展為一個理想化的圖象，實際上，不但一般市民大眾易為主流媒體衝突框架所誤導，甚至一些對社會運動有一定認識的知識分子，亦會質疑運動的成效，甚至是背後的出發點。
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這種「新形式」的社會運動，能夠容納多少理性討論的空間。我不是說反高鐵運動的支持者不夠理性，如果這樣，那參與運動的我就是在寫文章自我推翻了。我想指出的是，如果ansonwong的文章代表一種社會行動的主流意見的話，這樣會把多少希望加入運動的人拒之門外？這不是因為行動本身有多「激進」（其實衝擊警察也不見得有多激進），反而是這行動背後理念的那種「排他性」，才是叫筆者擔憂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我在16日的時候不選擇衝，還叫大伙回家好好休息整理，會不會被人罵個狗血淋頭？我的判斷是，當財委會宣佈通過撥款的一刻，立法會門外的集會就只剩下象徵示威者堅持下去的意義了。容我再強調一點，我十分敬佩那些留守到最後的人，但我是否能夠有這個判斷，即使把鄭汝樺困得多久，對運動的成果也不會增加半分？我之所以認同「包圍立法會」的理念，是因為在某程度上，這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爭取更多人了解運動背後的種種理念，深化運動的發展。其實由 12月18日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整個「拖延」的策略本身，都不只限於高鐵運動；我們要爭取的不只是擱置高鐵撥款，更重要的，是激發更多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理念，最終打破發展至上的神話。
從這個判斷出發，批評大會行動策略的意義不但不大，甚至會防礙運動的良性發展。我的一位朋友甚至指出，財委會的「拉布戰」雖然有其意義，但應一早於16日終止，否則會弄巧成拙，不利於包容更多不同人的人加入陣營。實際上，我們的對手實在比我們想像的更頑固，當我們強調運動的「成功」之時，應不忘政府的公關手段，其實對某些主流精英十分有效。對於政府來說，他們根本不用對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小子施行什麼手段，只要把「邊緣化」這個想像牢牢套在中產精英的腦袋，即使我們的理據如何有力也沒有用，因為至少他們會認為通過高鐵撥款，自己會是得益的那一方。
雖然筆者不是核心成員，但總算理解運動發展有某種的「隨機性」。最初筆者支持菜園村的運動，就完全沒有料到後來居然會演變為某種全港熱話的議題。不過，在希望之光重燃的同時，我不能不想起火車的那個阿嬸對示威者評頭品足、嗤之以鼻的評論；同事們對筆者的獵奇目光；更有種種視菜園村運動為攫取更多利益的陰謀論心態，無論如何，我都未能說得出「勝利」這兩個詞語，因為實在有太多人，依然以舊有的思考框框來看待我們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