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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臨界II 成為罪人

信仰臨界II 成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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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再度進場,成為罪人,像保羅那樣炫耀自己是「罪人中的第一人」。看見自己欠得夠多,就會看見世界,並其中的天堂地獄。

(圖片版權:REUTERS/Finbarr O'Reilly)

轉載感言:近日基督教領袖們的言論,都好像在說:我睇你唔到;還是,他們已經犯上了一個問題:我睇我唔到!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電影《賭俠》(一九九○)裡經典的一幕是這樣的:周星馳想拜賭俠劉德華為師,被趕走後,又再和吳孟達夜闖那別墅。劉感應到窗外有人,把百頁簾拉開,我們見周就在玻璃後面。周馬上發功,舉起十指,喃喃自語:「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硬係就睇我唔到!」(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就是看不到我!)──結果?劉真的看不到他。

後來,吳孟達在天台,同樣被向華強發現,他也馬上發功:「你睇我唔到!……」見向一臉木納,吳以為奏效,得意忘形,胡亂唸一通,忽然向給了他一大巴掌。

這裡有兩個笑位,一個是周星馳,他近乎自我催眠的「你睇我唔到!」,看來滑稽,但竟然奏效。第二個笑位是吳孟達,他以為別人真的「睇我唔到」,得意忘形,換來一巴掌。

有時候,我們以為別人「睇我唔到」,就是因為別人沒反應,跟真的「睇我唔到」沒有分別,我們就得意忘形,直到別人有反應,而且,是一巴掌。有時候,事情就在我們面前跳舞,但我們就是看不到。第一種情況,我們不過以為別人看不到自己,但我們還是看到自己。第二種情況,我們看不到事情,所以忽略事情。以下有兩個更糟的情況:

一、我們看不到自己,別人卻看到。

二、事情在眼前狂舞,我們也看到,不過無動於衷。

不妨這樣想,這兩個情況會否是同一回事?就正是我們看不到自己,我們可以無動於衷。──就這樣,形成了那個被無數人批評過的現象:中產家庭的無動於衷。一個人數龐大,擁有社會極多資源(包括金錢、網絡、知識等)的群體,卻對整個社會無動於衷。

知識的潮流,曾經是講尋找「自我」;接著,是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我-你」關係;目前,就談到「他」,或講尊重作為群體的「他者」,或批判殖民者對原居民的他異化手段。由「我」,到「你」,到「他」。筆者建議,讓我們重新談「我」吧!但不是回到那個未有「你」與「他」的我,而是一個可以對「你」與「他」作反應的我,那個能夠看見天堂,同時也看見地獄的我。

讓我們回到這個問題:「我睇我唔到」。



罪與罰

提琴莊嚴奏樂,就像升起布幕的神聖舞台,這是鄭秀文Sammi的歌《罪與罰》(二○○九)。Sammi的聲音進場,那是勸信者的聲音,只有「祂」,只有「你」,「我」隱沒,勸信者往往就是那隱沒「我」的我。Sammi六句歌詞後,廿四味進場,「我」也進場。這個「我」,沒得救,走到盡頭,層層進迫,扣人心弦,繼續沉溺,直到說到可能是最後筆跡。一收一張一收,寬恕道理過後,「我」再度進場,成為主角,就是悲劇的主角,再度推進,直到──

光與影呢秒鐘無法形成對等/黑與白嘅關係再次引起紛爭/灰色地帶衍生一連串質問/你會失去所有似戰爭

就這一刻,在詞語最激烈的衝撞中,降下上帝的布幕,我被拋往幕中祂那雙張開的手。就這樣,角度轉移,「我」變成「你」,另一個祈禱的我進場,不是主角的「我」。「我」隱退成為低迴,「我唔想再咁落去……」(我不想這樣子下去),在主題音樂的重覆裡歸於沉默。幕下。

──請留意,整首歌最令人血脈沸騰的,不是寬恕(其實講自我寬恕),不是Sammi的勸信,而是那待寬恕的,是那罪人,那困境、張力、壓迫,才最打動心靈,令人屏息。雖然,黃偉文那手詞講的是別在自責裡自困,困人困己,寬恕之道就是放棄自責,罪與罰,沒罪也沒罰,沒罪就沒罰,這罪是自我定罪,這罰是自我懲罰,與基督教信仰南轅北轍──但不要緊,這首歌仍然充滿魅力的,不是那自我解脫之道,也不是那謝幕降臨的全能神,而是 ──我就在罪中。

我就在罪中,是受罪,但那不是「被罪者」(社關前輩馮煒文的詞)的受罪,不是外於我的罪,結構性的惡。我就在罪中,講的是成為罪人,因為作為罪人,就承受著一切的罪的痛苦,承受著罪咎(guilt)。不是被罪者,也不是被定罪者,而是背罪者。

筆者要提出:成為罪人,就是「我睇我唔到」的破解,就在我作為罪人的時候,我看見自己。這一個在罪中冒現的我,就是福音主義建構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就是那唯信(sola fide)福音獨有的建構。「罪」與「我」一同冒現,沒有一個未有罪的「我」,發現「我」的時候,「我」就是罪人。甚麼「恨惡罪愛罪人」,是假分類,其實就是恨惡罪人,從來沒有一個叫「罪人」的人,原來他不犯罪。



罪與罰II

一八六六年俄國文學家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寫了一部小說,名字是《罪與罰》。小說裡的男主角,殺了他認為該死的老女人和她的妹妹,承受著自身罪的痛苦,直到遇上一名充滿基督徒美德的妓女(她因父被逼賣淫),向她承認他的罪,自首,判到西伯利亞服刑,妓女卻跟隨著他,成為他的救贖與重生。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處理,是很典型的基督教信念:罪,是指出界、犯錯,不是犯法;而罰,是指良心的指控,也就是罪咎(guilt)的痛苦。罪咎非因受刑而痛苦,它的痛苦,正是因為逍遙法外,把錯當成對。罪咎,不是心理病,它是道義的背叛,是欠單,良心控訴我們這項欠帳。

韓國導演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包括了《復仇》(二○○二)、《原罪犯》(二○○三)和《親切的金子》(二○○五),講的是報仇,也是罪咎。三齣電影裡,報仇者最終成為負罪者,報仇者的悲哀不是報應,而是負罪:在他/她報仇的時候,他/她就成為有罪,負著罪咎,無法解脫。金子最後看到的白雪,就是她渴求卻沒有的救贖。值得留意,英語裡,首部及第三部分別叫作「同情復仇先生」和「同情復仇女士」,報仇者變成罪咎者,是我們可以同情的,作為負罪者的同情。

罪就是罪咎,這是基督新教有別於天主教的獨特信念,這也是那整個「因信稱義」所打開的福音信仰的起點。如果「唯信」形成了個人性,我們要知道,它的起點是負有罪咎的罪人。《天主教百科全書》(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一九一四)裡,「原罪」(Original Sin)一條目裡說到:「原罪和邪情不能是同一回事,像早期新教徒所抱持那樣」。

跟天主教不同,十六世紀的改教者認為,罪就是邪情惡慾(concupiscence),這個水禮也洗不去,這惡慾徹底摧毀了自由,水禮只能讓罪不再「歸算」,而不是剔掉罪咎。那一直在那裡的邪情和罪咎,說出了人性的徹底敗壞,就在這裡,我看見自己,一個總是虧欠著的「我」,一個存在意識高漲的「人」。罪咎,是那勾動靈魂的神經。

罪一詞的希臘文harmatia,一直是悲劇的,亞里士多德就看為是悲劇的錯誤(tragic mistake)。悲劇建構了人的故事。而基督教的罪咎,是發現自己作為悲劇,作為分有亞當的罪的「我」。也只有這樣發現罪,才能恰當地理解,為甚麼我們會在十字架那裡,看見我在──在我出生以前。



我──被說出了

罪人是如何被發現?有三點:首先是發現基督是為「我」而死;二是發現基督為「我罪」而死;三是發現,被釘的基督叫喚我的名字,在蒼茫的宇宙,寒風凜冽的時間沙漠中。我們都準備遺忘自己,在歷史洪流裡;但這一刻,時間變得重要,那是「我」被發現的時間。這不是孤立的「我」,它在受格中,是「祂為我死」的「我」。

信仰的復興,講的就是「我」的進場。復興、召命或聖靈充滿,在這一切以先,有一件事必須發生,就是「我」進場。群體復興,並非集體亢奮,集體亢奮是沒有名字的,但真實的復興,這一天,這人發現他的名字被上帝唸出。

讓「我」再度進場,成為罪人,像保羅那樣炫耀自己是「罪人中的第一人」。看見自己欠得夠多,就會看見世界,並其中的天堂地獄。



--轉載自《時代論壇》週報。「信仰臨界II」專欄
第一一七○期(二○一○年一月卅一日)
(網址:http://christiantime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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