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對公共知識份子的討論較少。公認且十分活躍的知識份子，彷彿來來去去也只是那數位。這是不是因為在這世代沒有人願當知識份子？還是香港根本難以孕育公共知識份子？
要分析這問題，便必需先為知識份子下一個定義。根據美國的公眾知識分子薩依德(Edward Said)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指出，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力說真話，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 公眾說話的人，不受權勢者支配、收編。此外，批判作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本質上，應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並對抗正統與教條；而批判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而其中一個重任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形象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
能稱得上知識份子，當然要有相當的知識，因此，如要探討公共知識份子，便不得不先從教育入手。
香港政府推行免費的基礎教育，確保一般市民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為塑造公共知識份子打下良好基礎。再看看香港的大學(雖說知識份子不一定要掛著大學畢業的名牌，但毋庸置否的是，高等教育是打造它的一個關鍵)，教資會的資料顯示，每年大約有一萬五千至一萬六千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單從數字來看，香港是有能力培訓出大量具獨立思考、批判能力、對社會有投入感且擁有高知識水平的人才。
此外，香港是一個相當開放，包容度高的社會，而且享有言論自由，訊息傳播極為流通。這些都是孕育知識份子的良好客觀條件。
但是那些優良的條件卻應用不到在產生公共知識份子上。公共知識份子其中一個特性，就是有公民身份的自覺，並且相當關注社會事務。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缺乏公民教育，而且又過度著重考試，令學生只顧要「奪A升grade」，囿於自我的世界，自以為各種社會事務都和自己無關，往往抱有「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心態。
受這種心態影響，當中學生升到大學後，他們還是依然故我。而且大學制度還擺脫不了考試導向的課程結構，因此大學生還是一味專注在如何考得更好上，寧可花大量心神去研究哪一個是「筍course」、哪一個課程沒有太多功課做，也不多留意社會大事。
再者，多數大學生都會熱衷於各式各樣的活動，將時間耗於運動、拍拖、辦活動、做兼職、舍堂活動等。我曾遇過一些大學生，表示生活實在是太忙碌，甚至連閱讀報紙的時間也沒有。
隨著科技進步，報紙業、電視業這些知識份子的傳統戰場發展迅速，接觸面更廣。表面上這有利知識份子的發展，但現實是，不少人只視那些機會為成名的手段、「上位」的捷徑。什麼「向(to)公眾以及為(for) 公眾說話的人，不受權勢者支配、收編」都只是美麗的掩飾。更甚的是作為把關者的編輯也為銷量而折腰，將真正有內涵的文章「叮走」。是故現在在各傳媒中都充斥著嘩眾取寵，媚俗，旨在吸引眼球的文章或言論，反倒塞了有識之士的發言渠道。
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只會是越來越窄，更要忍受著孤獨的折磨。事實上，一些老早已成了名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梁文道，都曾發表文章(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http://www.inmediahk.net/node/309481)，感嘆比較其他地區，香港實在不利文化人的生存：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連江湖老手也感到如斯唏噓，那事問自信「醒字行頭」、不愛做吃力不討好的事的年輕一代，又會有幾多人願意做這種不能搵食的傻事？
根據以上種種分析，實可斷言香港的確難以孕育知識份子。然後我們會問，香港需要知識份子嗎？我想，我們是需要的。這並不是說要讓一少部份的人執掌話語權，而是需要有人作先行者，為大眾分析和批判時事，從而引起公眾反思、參與和討論，最終達到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