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五區公投，應該有不少的死因研究。顯然，我有很不同的死因研究結果。公投投票率的最低要求（可以叫 turn-out quorum 或 participation quorum）一般是用作量度一個公投本身有沒有公信力的工具，想當然，越多人投票的公投就越有公信力，越少人投票的公投就越少公信力。小心，這個講法是流行陷阱，必須予以拆局。

先看看一個例子。美國一個只有 14253 選民的小鎮，為了一個 188 萬美元的工程進行公投。188 萬美元好像不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搞每位選民所承擔的財政承擔計平均數，換算為香港的程況，這個承擔卻是相約於 30 億港元的香港工程，沒有人可以說這個公投的內容是兒戲的。這個公投以 464 支持（3.3%），311 反對，總投票人數為 775 人（5.4%）下予以通過。這個公投沒有公信力嗎？不。不投票的選民有責任去祝福這次公投的正當結果，不可以以沒有投票作為推卸責任的說辭。不服氣的選民應該發起一次多於 464 人支持的上訴公決，以取消上次公投的結果。只有動員更多的人出來，才有資格說上一次公投沒有公信力。

數學：不投票被詮釋為反對

意大利是有公投的國家，但其公投法要求投票率的最低需 50%，被視為反民主的。對於公眾近乎大比例（70%）支持之事，極少需要公投，因為在位者可以自動獻身而直接得分，而反抗民意的反而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餘下的事是大眾傾向支持但政界難以有共識或有授權之事，需要訴諸直接民主。意大利的一般事宜投票率極少達到 80-85% 投票率，所以先天性就有 15-20% 的損失（這已是很保守的損失估計）。我們必須注意，不投票不完全等於不關心政治，有些人是因為工作、要務、甚至只是旅遊、社交需要、生病等而沒有投票。反對一方的處理就很簡單了，抵制公投就可以。對他們來說，抵制是最有效的手段。投反對票是反對，不投票也有反對效果，而且不投票有先天的 15-20% 折損率。把不關心政事的人與及不能投票的人計進反對票，這是十分之大優勢，因為世間沒有什麼選舉工程可以賺得 15-20% 的優勢。反對票的設計基本被架空，不投票就被詮釋為反對。

香港人很少會留意義大利的公投、波蘭的公投，但是，同樣的悲劇在台灣也有發生，很多香港人也知道的，只是太多人沉醉藍綠爭拗，有太少人留意到這個規則的反公民動員特質。

偽造低投票率的公投設計

歐洲委員會威尼斯會議為公投的法律層面作出研究，作為不涉及黨派的實用研究，旨在協助會員國了解公投的各項事宜。其中一份文件是 Code of good practice on Referendums adopted by the Council for Democratic Elections...，作者在第 51 段指出 turn-out quorum 是會鼓勵反對派不投票，對民主是不健康的，甚至被少數反對派（用詞：weak opposition）用於偽造低投票率。雖然這個研究是是 2007 年的，但沒有什麼理由令它顯得過時。

如果我們久而久之，接受公投需要投票率去支持其合法性，這會落得自我矛盾的局面。公投的原來目的是公民參與，但是效果卻是（被偽造的）低度公民參與，公投變成「不公眾的公投」，各黨派對結果各說各話，這豈不是自毀長城？

錯在哪裡

有些人看到這裡仍會不服氣，不明白這個投票率標準錯在那裡。舉個例，一些生物學家常常要研究動物的習性，他是一個觀察者，或他會放置一些儀器代替他作出觀察。如果被觀察者會因為他或這些儀器的存在而明顯地改變習性，這個研究還算成功嗎？不是吧。投票率這個工具就是犯了這個錯誤。

提倡投率者要求的人有責任

從戰略角度看，反對派使用不投票策略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那是他們最好的策略。這個責任，落在提倡投率者要求的人身上，不論他是主張派，反對派還是中立學者（的確有專研選舉的學者出張投率者要求，我實在要懷疑他們學歷水平）。這裡要小心不要各打五十大板，事實上學者與政府的責任是較大的，他們在媒體提供最大的 soundbite，而其他政黨都有責任，但不如前者那麼大。公社兩黨有另外的特殊責任（但不是道德責任），他們對公投有不認識之處，因此被政府及部分學者打茅波而無法有效反駁。

大眾應該阻止這個投率者要求成為「共識」，否則，日後除了有「功能組別普選立法會」，「選舉委員會普選特首」，日後還會有「不公眾的公投」，這些字面上的承諾真的是民主的目標？

編按：圖片為編輯所加，圖片出處WiNG199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