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廿一周年，上海街活化廳舉辦展覽《六十四件事》，主題是「重訪」（Re-visit），找來兩代藝術家，通過藝術呈現「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展覽包括了「我所知有關六四的二三事」以及「心中有鬼問我真理和公義的問題」， 「前者探討六四與年輕一代的生活關係的連繫，後者讓當年的藝術家回應自己八九民運期間的創作。」或許，因為筆者曾經在2000 年於Para/Site 藝術空間策劃過「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活化廳「總司令」劉建華特別來電郵，問我是否也有興趣「重訪」當年有關六四的種種。
打開記憶的硬碟，當年展覽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 「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 『毋忘六四』？ 『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展覽強調的，是六四記憶的雜多性與私人性，只有差異，沒有同一，所謂六四的記憶，也只是雜多的六四私人記憶所構成的一個集體。固然，當年提出「六四私人記憶」，一方面是為了抗衡當時主流的六四「公共記憶」，另一方面也大概是為了找尋「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為六四在個體的生命軌跡中定位，貼身的重訪六四，讓六四的記憶得以更深刻的承傳下去。
然而，現在看來，當年的構想或許也太過強調個人了，並沒有好好的思考，當這些介乎「公共」與「私人」的貼身體驗輻射到整個社會，個體的公共意識到底有着怎樣的變化？而這些看似細微的個人變化又到底跟後八九的香港社會有着怎麼的關係？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 「統識」（Hegemony）的建立，不在於反對意見的消失， 而在於「異見者的潰不成軍」（Disorganization of Dissent）。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也在於為當下民主運動發展的困境，尋找歷史的根源和出路。
六四，是香港公民意識的搖籃
還是由個人的經歷說起吧。我的祖父生於廣東，而我的父親跟不少同代人的經歷相似，因為中日戰爭，兒時隨祖父南下澳門避難。我的父親在澳門接受中小學教育，中學畢業後，為了生計，於五十年代中期移民香港，並從此留下，工作與置業，結婚生子。我自己則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據說出生當天，是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張貼出來的重大日子。出生翌年，香港發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兒時父母雙親總愛回憶當年如何在祖父的催促，冒着宵禁與「菠蘿」的危險， 「過海」到對岸的託兒所把我接回，但六七暴動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殖民政府在麥理浩的懷柔政策下，轉向社會福利與民生，且社會氣氛開始變得開放與寬鬆，加上父母又屬於思想開明的「摩登派」，我跟妹妹根本上是在一個無風無雨、相對地自由的小康環境中長大。
我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完成中小學以及大專教育。在中小學階段（除了初中在一所私立中學就讀的過渡期），雖然一直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但由於所謂教會教育，也不過是小學時期上堂前唸唸天主經，每年有一個月改唸玫瑰經，沒有什麼正式的宗教課，而我高中時唸的又是理科，所以表面看，殖民教育似乎一直沒有對我產生過什麼關鍵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中國文化也是遙遠的。雖然，跟當時一般的中學理科不同，我就讀的高中在讓理科生修讀數理化之餘，同時也安排了他們修讀中史、經濟等「文科」，但像中國歷史那樣可以成為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的素材的學科，卻像消毒了一般，讀歷史只是記着古代的王候將相如何「打來打去」，這場戰爭賠了幾多両金，那個王朝為什麼興，為什麼亡。這樣的歷史課跟現實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加上那時的中史課程還分甲乙丙組（分別為上古、唐至清朝以及中國近年史（ 但以1949 年中共立國為止）），只需三選其二，而我當年因嫌中國近年史又亂又煩，考卷沒有選，所以我在大專以前根本上是非政治化的，所接受的公民教育根本上是零。
然而，八九六四卻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我（以至我的同代人）的公民意識的一個重要搖籃。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梁文道曾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中指出： 「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梁文道提到，當年我們在不同的遊行和集會中，用《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等歌曲唱出我們新生的民族認同，但他沒有提到的是，我們也在同樣的場合，生澀的唱着剛剛學回來的中國國歌與《國際歌》。我無法清楚解釋《國際歌》等對於我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但要知道近年在社運朋友的婚宴中，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的唱起《國際歌》，這足見《國際歌》等歌曲的時代意義。那時，我們還沒有《誰說》，還沒有《人民之歌》，還沒有社運唱作人金佩瑋。我們沒有來自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泥土的歌，我們沒有歌。或許，當時《國際歌》等歌曲所代表的，正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的醒覺，以及面對暴政鎮壓時的悲壯，而非關民族。安裕最近撰文指出，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民國革命不用說，早在1925年十幾萬香港工人已參加省港大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但我要說的是，每一代人總有他們那一代的關鍵事件，對於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中出生的香港人來說，那是零三七一，對於八十年末至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那便是05年反世貿、07年天星皇后運動、去年的反高鐵運動以至最近的516 公投，而對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毫無疑問，那是六四。六四事件無疑開啟了晚殖民時期一代年青人的公民意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搖籃。
六四，其實不只是六四
但六四的意義，僅限於天安門清場前的全國民主運動，以及六四當晚及往後的血腥鎮壓和大搜捕嗎？記得07 年到上海參與一個集合了中港台三地文化研究學者與研究生的會議，會後搞手之一陳光興教授屬意各地派出一人，撰文寫出對於會議上所碰上的地域與文化差異之觀察與反思，文章將刊於《文化研究》學刊上。雖然該小輯最後因為各人的學業與工作而不了了之，但卻促使了我對三地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發展，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我發現，若果把時間往前推，中港台三地的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都是在八十年代萌芽的。在八十年代，三地同時都擁有過一段思想開放的狂飇時期。雖然，中港台三地的年青人與知識份子通過對外文思想著作的直接閱讀（在香港的，是《號外》、《文化新潮》等刊物；在台灣，是《島嶼邊緣》、《破報》；在中國，則是「走向未來」、「文化?世界與中國」等系列叢書），滿足知識的饑渴，開啟批判思維，關懷家國社會，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通過三地的中文出版，磨練思考。恰好，公民意識產生的前提，正是批判思維的培育。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化熱與思想啟蒙運動、台灣民間反對與思想運動與香港的文化運動中，而非在課本中，接受公民教育，或為集體公民意識的醒覺，作好準備的。所以，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六四所代表的，其實是整個八十年代中港台三地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運動。在這一場幅員廣闊的文化運動中，當年對於中國的民主、科學與現代化的種種思考與實踐，於今仍然適切，且逼切。所以，六四不單是一個有待平反與撫平的歷史傷口，它更是有待自遺忘中（再次）解放出力量來的歷史碎片。正如德國大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拯救歷史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解放與救贖。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正正在此。
由六四、七一、天星皇后、反高鐵到516，我看到了一道清晰的系譜，以及歷史的詭計。重訪六四，又豈只是重訪六四呢！
明報副刊世紀 | 世紀－後六四 | 2010-06-05
延伸閱讀
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訪談錄》
楊澤編：《狂飆八○——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呂大樂編：《號外三十》
《島嶼邊緣》網上版：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