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要知道中國內地的維權消息，方法少之又少，瀏覽報道有關信息的人權組織網站是其中一個途徑。這些網站在國內都被封鎖，內地網民要看，只能翻牆。獨立媒體訪問其中一個組織的一名員工，為了保護受訪者身份，且稱他「阿正」。只是想分享一個成長故事。到底一位文質彬彬、原以為「讀書為了搵錢」的香港人，如何走上維權之路？「我們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權，只是想保留一份紀錄，維護每個人的基本尊嚴。」
阿正加入一個維護人權的網站，主要進行研究工作。如接獲某省份有一個酷刑，收到訊息後會進行核對，做好把關工作。故此，只有百分百確定的訊息才放上網，保証消息真偽。阿正又會了解全中國的酷刑情況、一年有多少宗維權的監禁或勞改。他感慨道：「不是要推翻共產黨，因為下一個政權可能亦如是。不是要牽涉政治。我們關心國內最基本的人權狀況。有沒有人被施以酷刑──不論那人是否罪大惡極，都有最底線。又如強拆幾嚴重？如何保護他們？這裏只是想保障個人住屋居住權。」他重申網站本並非「好驚恐的事情」。目的只是監察違反人權狀況，撰寫中國人權報告，維護每個人的基本尊嚴。「我們做到真的不多，只能替受害者保留一份記錄，表示對個體的尊重。同時在記錄的基礎上做一些行動，加強對受害人的保護以及追究侵犯人權者的責任」。他又道，國內要推動「人權去敏感化」。故此，網站亦會培養內地百姓對「人權」的尊重，並推動他們維權的能力。
阿正怕不怕同事是中共卧底呢？「無溝通就最安全，難道不和其他人溝通嗎？」不過，接受訪問時他都很小心，深怕危害同事。「有一次香港的傳媒報道錯誤，錯寫內地舉辦活動人員的名字。翌日該朋友即時無辜被公安扣查。」憶起這經歷他仍猶有餘悸。「當我們很努力搜集內地維權消息時，中共同樣很努力收集任何和他們有關的報道」。
聽起來這份工作頗危險，為什麼阿正又願意參與呢？「危險都要做。要堅持信念，不能停止」他道：「在中國有直接騷擾、監禁拘留、個人詐騙、隨便屈你……個人力量的確好渺小，但至少在香港、美國等司法較完善的體制，有人屈你可尋求司法幫助。在內地真的會無人理！」他坦言知得愈多，每每想到內地人權可以任意被人剝奪，對回國的恐懼愈大。甚至有感，一過深圳關口已經覺得人格即時被貶低。近年經常聽到國內發展已經比從前好，不要重提六四，要向前看。他又怎樣看？「這等於有人說：『這隻爛雞蛋好過以前，沒從前般爛』」他激動說，「現在國內根本是強搶民產，比如城市的強迫拆遷、農村的強迫徵地等，所以富有。那是否等於為了錢，搶劫殺人放火都無所謂呢？」
很多人誤以為這些維權機構可能缺乏營運資金，經營困難。既然人人談理想，員工大概只能獲取微薄收入，個人基本生計隨時有問題。是否如此？阿正即時澄清：「當然絕對不是！機構既然維護基本人權，又怎能剝削屬下員工？我們都獲得當地工資水平的薪酬，足夠合理生活」。
現在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阿正，原來並非從開始對此有興趣。他直言自小住在公屋，家貧。當時心中學到的邏輯是要努力讀書，將來才可以賺錢。周圍的人、社會都認為這樣很正常。於是一直很勤力努書，年年名列前茅。中五會考時，他受到的壓力達至的頂峰，「拿住本書時會手震」。由於成績優異，他有機會拿獎學金，先後往歐美留學，看事物態度從此不一樣。
離開香港，阿正就讀一間以推動國際和平為教育重心的學校。他遇上世界各地的同學，既有來自中國內地，亦有蘇丹、烏干達等地區同學。其他同學當然難以分別「中國人」、「香港人」，於是有同學挑戰他「西藏未必是中國一部分」、「中國人權很差」…相反，從中國來的同學則會反駁，認為「中國都幾好」。起初面對很多「無諗過」的問題，他表現很抗拒，「課本豈不是一直教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嗎？」慢慢，求知欲強的他開始想知道誰對誰錯，培養出對人權問題的興趣。從同學聽聞家鄉烏干達愛滋孤兒的故事，他開始問為什麼各人的待遇可以如此不同？同理心漸漸萌生。他不只停留於知識上的批判，更是從心底出發看事物。那兒學校的教育不止是純粹訓練人的頭腦（educated mind），而也教授如何以人心（educated heart） 去了解事情。「人權是世界各地皆適用，希望保護個人的重要性」。
此後，阿正往另一所學校繼續升學。他參加校內國際特赦組織的學會，和同學討論何謂死刑、美國關塔那摩基地有沒有虐待囚犯。恰巧有一個同學的爸爸是在那基地任職，前來分享獄中囚犯的精神狀況、是否真的有酷刑。更重要是在他在大學接觸許多和主流不一樣的人，有嬉皮士、直接行動者、社運份子……他們的大學生活不是去餐舞會聲色犬馬，而是抗議G20世貿會、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霸佔學校考試禮堂抗議，被警察捉拿驅趕。「有人覺得他們在『搞事』。係呀，他們真的在『搞事』，又如何？有些事情要親身睇過試過才可以決定想做或不，這才可塑造人格。」
於是，阿正結識了這班「另類朋友」，他們有時刻意用手吃飯、把房子塗上鮮紅色。但有些活動他沒參與，例如「Bin Raiding」。「即他們覺得超級市場的過期食品其實仍可食用，於是每周特地去超市門口的垃圾箱找『新鮮的』過期食品。」他笑言，「作為香港人，最初接觸這些人覺得好古怪。慢慢才覺得是香港好保守」。
阿正繼而再轉讀國際和平學，從學術角度探討何謂和平，一個看似簡單的概念。「例如中國沒有打仗，這樣是否和平？可能這只是負面和平。又如印度，女性可以因為在家裏和一個男人談電話而被家人殺害，叫「Honour Killing」，是一種結構性暴力。如何向這類暴力鬥爭？我們要推動正面和平，包括公平交易、人權、民主、性別平等。真正的和平包括每個人的生活，可以達至發展個人的潛能。」
課程包括非洲內戰，甚至技術層面教授如何撰寫停火協議，如兩隊軍隊需相隔多久駐軍才不會引起誤會。他曾經參與非洲內戰的和平談判，協助起草停火協議。在這之前，又斷斷續續去印度4個月，有幸探訪西藏流亡政府總部達蘭薩拉，獲認識了很多流亡印度的西藏人，獲得他們親切接待。「這些因為中共政權而受許多苦和迫害的人，面對理論上是敵方的人（又是香港人中國人那問題）竟然毫無敵意。「我當時在想，如果一個以色列人走入巴勒斯坦，到底會獲得怎樣的待遇？反之，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們對和平非暴力的堅持令我好感動。」
接受歐美教育洗禮的後的阿正，如何重身檢視香港教育制度呢？「歐洲的小朋友擁有很多時間亂來，發掘個人興趣。在香港，無人給你發掘空間時間、讓你思考想做什麼。本地教育好催殘性，完全抹煞任何創意，考試決定排名決定如何前進。學生讀書只會讀到好有壓迫感，唔開心，空間好細。人生最重要是批判思考，本地本化卻敵對。如果答案不同意，別人會不喜歡，破壞和諧。」他作出深刻的批判，毫不留情。
聽罷阿正的分享，真慶幸他出外留學，使中國多了一位參與維權的人員。反觀本地教育商業掛帥，尖子在大學似乎全修讀「最賺錢」的醫科、商科。人文學科不被重視，難以籌募捐款，奄奄一息。政府高官，甚至家長不就是「洗腦」灌輸「努力讀書、入大學、畢業搵好工，生活會得到改善」？我們是否甘心，本地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出最多「Ａ」、最有賺錢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