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跑接力賽，是從他人手中接下棒子......可是，這不是原封不動傳給下一棒就好。而是要讓它通過自己的身體才能傳給下一位接棒者。」-宮崎駿，散文<回首青青歲月>
縱然每個月的特約記者會早就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時候，當我從富德樓的會址獨自步行到地鐵站，我會幻想幾十年後的我，如何跟我的孩子或學生談起在獨立媒體的這段日子。那個時候，「香港獨立媒體」的名字可能會佔了教科書的一頁或一節，亦可能她會成為一個不可公開言及的歷史禁忌。而我大概會用長輩的權威口吻，告訴他們「那個時候，獨立媒體是我在香港看到過的，最像一個知識分子會去的地方。而如果你不是懷著讓世界變好的野心，你真的不要去獨立媒體。」而他們大概會覺得這些故事，跟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九學運一樣年代久遠吧。當我們現在奮力爭取的議題變成不再有意義的過去，能夠承傳下去的就只有這些人的故事。
以民間記者的身份探索世界
阿迪（朱凱迪）說過，他是以民間記者這個身份去參加社會運動的。而我自從加入獨媒後，便一直以民間記者的身份去探索。我認為我還沒有到全身投入到一項事業的年紀，因為我還沒有足夠的判斷力去判斷自己有沒有走錯路。但同時我又覺得再把自己困在書堆裡沒辦法好好看清楚世界。民間記者這個身份，讓我常常可以遇見不同行業、不同年紀、不同階層的人,和他們談話、做朋友、一起生活，也讓我發現這個城市裏有很多難以想象的事情在發生。
我記得有一次，Bobo（葉寶琳）在獨媒的電郵群組裡說有一個有關天光墟（每天天亮前開始擺賣的地攤）的稿題可以做。我接下稿題，便在凌晨五點到了紅磡的天光墟。我還記得天快要亮的時候，我看見本來空無一物的街道上，慢慢擠滿了上百個地攤和人們，（這不是有人規劃出來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我突然明白為什麼珍.雅各（Jane Jacobs)說城市是「有機的」：我當時的心情就像小時候讀生物課外書，讀到自然界裡一個奇妙機制的感動。
知識如何介入社會
現在回想，大學畢業前就加入了獨立媒體，讓我跟其他有志於成為知識分子的莘莘學子，成長經歷有點不同。一般都是在學習上有了一定基礎才介入社會的，但我是在基本學術基礎還沒有打好的情況下加入獨媒的。因此我在學習的階段便有意識的思考，知識如何應用在現實環境。
這對我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我會認為把文章盡量寫得淺白易懂是重要的。新聞寫作的基本原則是要用簡潔的文字讓讀者了解事情的脈絡。我在加入獨媒後，無論寫報導或者其他文章，也要求自己盡量把文章寫得簡潔易懂。例如我現在會盡量減少使用學術術語，或者直接引用學者的理論。這不代表我不用學術理論去分析事件，但我傾向把理論消化後用較平民的用語去寫。叔本華說：「像偉人一樣思考，像普通人一樣說話。」我寫作時便以此為目標。
第二，加入獨媒後我開始用現實政治(real politik)而不是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的角度去看待政治。我認為政治學的學術理論很多時候忽略了"人"的面向：就是你要大概了解政治行動者（political actor）的性格，你才能了解為什麼他會做出那種判斷。錢理群教授在他的著作《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這本書是聰哥葉蔭聰推介我看的，畢生受用）裡，曾經提出「毛澤東文化」根本地改變了大陸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行為方式等等。就像我們小時候都是看卡通片，上網長大的，我們的思維方式會受它們潛移默化，當代中國的掌權者全都是受這種「毛澤東文化」的影響長大的，因此你要理解他們為何會做出那種判斷，首先要理解「毛澤東文化」。我認為real politik的重點是判斷力，而判斷很多時是不夠嚴謹的，需要在資料不充分的情況下作出，並需要依賴直覺。
加入獨媒亦讓我體會到知識介入社會的重要性。阿迪在《開拓通識——知識分子的香港路》的訪問裡說過，一個合格的民間記者，一定要進入研究的狀態。主流記者有了市場和截稿期限的限制，比較難做較深入的研究報導。而研究性的報導往往能為一場社會運動打好基礎。我記得有一次，阿迪說會到新界一條叫虎草村的老村去採訪,那條村正在面對發展商的逼遷。我跟著他去了。他到村裡後告訴我，這次的報導他有一些獨家的材料，是一個政府官員官商勾結的證據，已經跟蘋果日報約好會讓他們出頭條，希望能靠媒體的力量讓虎草村能保留下來。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知識的威力。
最近對民間記者的角色有了反思：民間記者除了不用考慮市場，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很多都不是新聞系出身，因此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做採訪的基礎。自己一直有意無意的嘗試把學術滲透進報導裡，但一直沒有系統性地研究一個題目。未來一年可能會向這個方面探索。
行動的代價
為了寫好這篇文章，我重看了獨媒人有參與出版書和一些他們的訪談。其中，阿藹（林藹雲）在《大事件：記香港WTO採訪》裡面的文章<感受民間新媒體>就說過，「專業記者看不起民間記者主觀的報導，民間記者則鄙視『旁觀』。 」而聰哥在《直接行動》裡就更詳細的介紹直接行動的概念：簡單來講就是不尋求議員工會等「代表」（representative）來代表我們行動，直接把自己想做的行動實現出來。這跟所謂的非暴力抗爭或者公民抗命其實有同樣的理論傳統。而自獨立媒體作為直接行動的一種模式，就是不再委託主流媒體為我們生產新聞，自己擔當記者的角色。
我想獨媒的各位都是直接行動的信仰者吧。而由自身直接行動，同時代表了行動的代價也要由自身承受。皇后天星和菜園村時，我還沒加入獨媒。有關行動的代價，我體會最深的，是最近（2012年10月12日）Bobo和阿迪面對的政治檢控。他們與另外六位社會運動人士在2011年3月6日的一次示威中被捕，當時被捕的有113人，卻只有他們八個被檢控，明顯是針對性的。因此我認為我起同年紀的社會運動參加者，在行動上會更小心，因為我知道行動是有代價的。
盡量不要出風頭，盡量不要招惹麻煩，這是我的原則。但這不代表懦弱。之前（2012年8月8日） 獨立媒體的辦公室被襲擊，沒有一位特約記者因此退出，反而有更多的新人加入。上行下效，當前人都是勇敢而堅持的，我會覺得這是自己應做到的本分。
記憶與傳承
我是90年生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年份：我會受聰哥阿迪他們這一代人的理念和想法的影響，但同時我必須提醒自己，我和我的後來者跟他們屬於不同的世代。我沒辦法盲目跟從他們那一套，因為時代又轉變了。阿迪在《開》的訪問裡說過，他們是「沒有大限」的一代人，跟曾經的「看著九七吃飯」的一代不同。而我會覺得，我們這一代又回到「有大限」的狀態：我們正一步一步走向2046。從我們懂性開始，我們就不斷被告知「中國崛起了」，「時代的鎂光燈正聚焦在中國這舞台」；而當2046到來的時候，無論你願不願意，香港會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正如李照興在《潮爆中國》緒論裡寫道：「以往，香港就是我們的全部。現在，香港人都像一粒方糖般放進更大的中國茶去融化。 」2046的時候，阿迪他們那一代人已經老去，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壯年期亦所餘無幾，但作為面對2046的第一代，我們有責任用剩餘的精力去磨平社會變遷所導致的矛盾和菱角，為下一代人鋪一條較容易走的路，就像我們的前人一樣。
每一個時代裡總有一些人，懷著「讓世界變好」的慾望，用畢生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志業。其中的有一些人，他們的故事會被記錄下來，成為一部部的傳奇。而新的時代，就在孩子們閱讀這些傳奇的時候，悄悄開展。
（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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