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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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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紀錄片是怎樣煉成的?

「三級」紀錄片是怎樣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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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底,我去香港獨立電影節觀賞紀錄片《稻米是如何煉成的?》(導演陳浩倫),赫然發現是三級片,我帶著滿腹疑團及好奇進場。全片內容談及一群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後,進行有機耕作,成立生活館,嘗試種植稻米的苦與樂,以及導演自己的反思。我看不到色情裸露,也沒有暴力(相反有人大談慈悲等等)。之所以被分類為「三級」,唯一的解釋是朋友間閒聊中不太令人為意的粗口助語詞。如果不知道是三級片,不少觀眾也不會太留意當中的粗言。

我認識的三級片導演

如果紀錄片的題材是暴力與色情,並以寫實及直接的影像呈現,被評為三級我勉強能理解。可是,因為現實中司空見慣的髒話,便被列為三級,實在不可思議。而且,我稍為問一下身邊朋友,發現我自己竟然認識那麼多「三級導演」。由2010年開始,每年起碼都一部,相信實際上數目還更多。這些「三級導演」的共同點是探討社會問題,可能因為他們太寫實了,都被評為三級:
《壞孩子》(游靜,2010)
《我們在跳舞》(張偉雄,2011)
《Hidden Agenda The Movie》(林森,2012)
《稻米是如何鍊成的?》(陳浩倫,2013)

香港的電影檢查制度規定,所有公開播放的電影都要事前送審,由通訊事務管理局轄下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負責。電影分級是由電影檢查員作決定,同時,也會參考由市民組成的電影檢查顧問小組。

公眾只是「戥腳」

唐嘉汶小姐由2008年至2012年間擔任顧問小組成員(public advisor)。她說,電影檢查工作頗為繁忙,每兩星期便會被通知出席觀影。可是,她形容自己的角色只是「戥腳」:

「每次看電影正常該有十人,但是,經常只有五至六人出席,最離譜試過只有一人出席。有人遲到有人早退,而且,觀影後討論非常簡短,在身為公務員的電影檢查員引導下,不足五分鐘便完事。... … 顧問小組成員在問卷上寫下建議分級,根本不需提出理據,也沒有爭議。小組成員在觀影後點出電影中有甚麼暴力色情鏡頭要注意,有甚麼粗言穢語有問題等等,只給予檢查員參考。到最後,檢查員在分級上有很大決定權。」

唐嘉汶對紀錄片被劃為三級並不感到驚訝。她形容那份1999年制定的電影檢查指引太注重內容,而不管脈絡,不單不管色情與暴力的深層涵意,對語言也採取十分簡單機械的態度,而且尺度很緊。例如,麥兜說了一個「頂」字便成為IIA。而一些很日常的助語詞式的粗言,也會令電影成為IIB,甚至III級。事實上,指引中關於語言部份,似乎刻意不區分IIB與III級之間的語言分別,都是「語言令人可厭」,但兩者之間分別為何卻含糊其詞。可是,一部電影是否III級卻影響很大,竟無區分實在奇怪。

另一位曾做過顧問小組組員的蘇樂怡,她在2002-2006間擔任,她對我提及的紀錄片被列為三級則感到驚訝。她清晰地記得,電影檢查員曾引導顧問小組去區分電影節的電影(包括劇場片及紀錄片)與電影院的電影,前者是比較寬鬆的。例如,她記得,有一部關於非洲大屠殺的紀錄片,內有大量血腥暴力畫面,亦沒有評為三級。印象中,粗言也不是一出現便會成為三級。換言之,評級時會考慮流通途徑、性質及觀眾。

尺度收緊了嗎?

這讓我有一個假設,對三級片的評級,在過去十年裡有收緊的跡象。

我們向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查詢,經多番追問,處方仍然拒絕承認或否認尺度是否變緊,只是反複指出,檢查員「一直按照有關指引和參考公眾意見調查結果等因素進行評級」,指引本身沒有改動。至於在電影節放映的電影及紀錄片是否有不同尺度,處方承認,檢查員的確會考慮影片的類別,如影片屬商業影片或電影節放映影片。不過拒絕進一步說明其具體分別。至於語言的「可厭」程度如何才會成為三級,怎樣會成為IIB則不肯具體回答,只重複說是根據指引及公眾意見調查。處方認為,現有制度已考慮了顧問小組成員的意見,也參考公眾意見調查,因此不認同公眾是「橡片圖章」或「戥腳」。

處方的回覆仍未能令我明白這些三級紀錄片是如何煉成的。但觀乎其回覆,政府對現有制度似乎相當滿意。可是,莫名奇妙地成為新晉「三級片」導演林森卻並不滿意。他除了2012年的《Hidden Agenda The Movie》之外,他參加2012年鮮浪潮的競賽短片《綠洲》亦成為三級。林森資歷不算深,出道以來只拍過三部公映作品,竟然有兩部成了三級片,而兩部片都是因為常見的粗口而被分類為三級。林森覺得很不解:

「《Hidden Agenda》其實裡面得幾句粗口,我唔明點解係三級。好多荷里活電影,下下 fuck 都係2B,但一到廣東話,講三幾次就變三級,唔知係咩原則。」

青少人無法看見銀幕上的自己

林森認為,最大影響是防礙了公眾觀賞。例如《 Hidden Agenda The Movie》在兆基創意書院播放,送審後被分類為三級,學院裡的學生不夠年齡無法入場觀看。其實,拍獨立電影的人不少是年青人,觀眾甚至題材都是年青人,但偏偏經常因為粗口而不許在公眾地方觀賞,更無法在觀賞後對相關問題作討論,這是十分荒謬的。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游靜的《壞孩子》及張偉雄的《我們在跳舞》,前者是男童院及女童院中的青少年自白及創作,後者是街舞少年的故事,可是,青少年偏偏沒有機會在公眾放映會中觀看。此外,林森的《綠洲》一片由於是鮮浪潮的短片,在電影節中要跟其他兩部一齊聯合放映,結果,因為他的作品,連累它們變相成為三級,只有十八歲以上才能入場,那兩部不是三級片的電影卻成無辜的受害者。

林森覺得,整個制度十分不透明,影響創作。這個不透明的電影檢查制度,對現實裡常見的粗口如斯敏感,它對香港文化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製造大量三級紀錄片。政府的電影檢查員是否要跟我們說:現實就是一部又一部的三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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