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間翻看八九年的舊報紙，覺得隨便在裏頭抽出一篇報道或專欄文章，也可以看出很多能夠玩味的東西。像是說，在六四之後，香港人被叫作「十個決定去救火的少年」，然而，至少在六四之前，他們真的有過十指緊扣的時侯。
讓我從一則6月3日的新聞小故事開始講起。話說一天，幾個中學生（幾位搞手剛相識於早前遊行）自發在維園，發起了一個聲援學運的中學生集會，但出席的同學非常之少，因為學校禁止他們在校內宣傳，很多同學都不知道。幾個搞手大失所望之餘，在面對記者和警方的追問下，不知如何是好，一度落淚，打算收拾離場。
然而，如你所料，轉機馬上來臨。
突然，有同學拿起大聲公，改為即場在維園宣傳，邀請市民加入， 高峰時有100人。其間，附近的小食亭捐出數十份三文治給同學。後來，音響公司知道他們經費不足，更願意減收500元的租借器材費用。最後，現場嘉賓劉千石的一句勉勵話語，成了報紙標題： 「人數雖少，精神可嘉！」（1989年6月3日，《明報》）八九年這樣的小故事很多，只要在民主的名義下，難題彷彿都迎刃而解，因為人們都互相支持，休戚與共。這就是當時的香港，那裏有一份可以呼吸 得到的團結友愛。
5月底，一篇題為〈請原諒〉的專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阿濃指出這是前所未有的團結，是跨越政治立場、年齡、信仰及界別的團結，為的是合力爭取民主。為此，他做了個有趣的宣布： 「阿濃在此宣布：在過去的日子裏，我曾經得罪過一些朋友，或因為誤會，或由於意氣，如今，我看到他們的名字，與我一起，站在支持北京學生的行列，請接受我的道歉，原諒我過去的不是，讓我們為了正義，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繼續站在一起，像同志一般，互相合作，互相支持。」（1989年5月30日，《明報》）
在強權之下， 阿濃筆下的「團結、合作和支持」，都是有助於爭取民主的「偉大基礎」，他續寫道： 「從今天起，我將更努力摒除成見，不隨便去討厭一個人，責怪一個人，我希望在愛國和爭取民主的道路上， 我們有一致的方向， 共同的語言。」
八九年的危機，迫使香港演繹出一份團結友愛，但它不只點燃於天安門廣場，我更常想強調，在那短短兩三個月之間，它更頻繁而具體地出現在香港人之間。這份團結 友愛（又名博愛），既強調集體、連結和原諒等社會價值，又混合了感性和直率的人格特質。這構成了八九年香港的一個特殊面貌，它超越了過去香港人不問政事、 只顧消費搵銀和各自各精彩的狀態。
讓我們繼續回憶這份來自八九年的博愛精神，我將以阿濃的同一篇文章作結： 「從今天起，我將不胡亂猜測別人的動機，不論他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只要他今天肯說肯做公道事，我都感謝他。每一個人都有改正自己的權利，每一個人都有 做好事的權利，不論遲早。不要去翻舊帳，大家攜手向前。這是我最殷切的願望。」
文．陳景輝
文章刊於《明報》副刊世紀版，2013-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