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長公佈的消息週一（9月30日）下午五點四十分，通過港大教務處發送電郵給全體教職員，宣布“下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推薦唯一的候選人馬斐森教授(Professor Peter Mathieson)為下任港大校長”。週五馬教授將與教職員、學生等會面，校務委員會即日下午開會考慮此項提名。
消息成為校園討論熱點,大家尊重遴選委員會的公正性，但對馬斐森教授的資歷表示質疑。對他的醫學成就，內行人認為及格，但不能說卓越; 有五年醫學院院長的經驗，不能說是資深; Bristol大學和港大的比較，媒體已有述及。值的探討的還有他對香港和亞洲事務的一片空白。
媒體報道都提到馬斐森當選的歷史意義，他將成為港大41 年來第一個非華人校長。華人和非華人不是選擇校長的標準，重要的是資歷，但是資歷不限於學術成就，也包括社會經驗和背景，而馬對香港、中國和亞洲地區的有關經驗近乎零，國際經驗限於非洲，在香港曾任過客性質的外籍考官。他在今年三月才獲任為教資會研究評審（RAE）評審小組眾多成員之一，和香港幾乎沒有任何關係。
今天的港大和41 年前不一樣。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就讀港大時，校長正是最後一任非華裔校長羅賓遜(Kenneth Robinson)。彼時，英語是香港唯一的官方語言。中文媒體很少報導或討論政治問題，影響力有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港大學生會連同中文大學三所學院和其他專上學院學生舉行研討會，發動萬人簽名運動，致信英國的官員和國會議員請願。1974 年,政府終於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時移世易，英文獨霸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不知道遴選委員會曾否考慮看不懂中文媒體、無法直接掌握香港脈搏的校長如何治校？如何領導大學和香港社會的“持份者”（stakeholder）溝通？大學要為他配上多少口譯和文字的翻譯？他需要多少助理和顧問？即使配備了翻譯大隊，效果也有限，因為翻譯只能展示字面，其中微妙的語意、語境要如何讓他瞭解？
非華人當然可以學習本地的語言和事務，但卻難以速成，學習也取決於個人的態度和素質。從馬教授提供的有限資料中，沒有跡像顯示他對地方事務可以很快上手。筆者看到他給校務委員會的一封“使命陳詞”（Mission Statement），滿紙空泛的原則性陳述，比如說要促進教學、研究，沒有展示任何願景，對一些關鍵的問題還有誤讀。
馬教授對申請港大校長職位的誠意也是疑問。我們指導學生求職時要根據雇主的要求及工作性質設計簡歷；馬教授卻沒有爲申請港大的職位而特別撰寫簡歷。他在廣發給師生的五頁簡歷中“使命陳述“一欄寫道：”我的目標是令自己乃至供職機構的教學和研究水平更趨卓越。我旨在推動英國及國際臨床學術的專業發展，也將繼續盡力幫助烏干達及其他發展中的地區。” 他顯然曾向烏干達求職，而把發到非洲的簡歷挪用為港大的申請，甚至沒注意把“烏干達”改為“香港”。
從818事件到學術自由之辯
818事件之後，徐立之意興闌珊，婉拒續約，這兩天有媒體重提818為徐“下馬的導火線”,以及李成康被“禁錮”的事。但818事件調查委員會已有定論，表示“禁錮”的指控並不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和校長遴選委員會成員的文灼非。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斷然指出：
“檢討小組確信，基於以下理由，保安人員沒有對學生做非法監禁。1、很明顯三位學生在關鍵時刻可以自由離開樓梯間。因此如果三位學生想要從另一出口離去，保安人員是不會阻止的；2、事實上，三位學生中至少有一位確實是離開了樓梯間位置，加入一群訪客中間離開了。”
委員會推翻“禁錮“的指控，沒有得到顯著媒體報道，港大也沒去澄清，就背上了這個“禁錮”的黑鍋。
818事件影響了港大的形象，成為公關災難，如果沒有校內外聲討，也會鼓勵討好北京的氣氛。但是，徐立之任校長的十二年以來，我沒聽到港大因為他的政策而妥協了學術自由的事故。
我只知道，大學每天都在很活躍的討論和探索。上周，我的同事錢鋼開設了面向全校及公眾的《通傳媒，識中國》課程，講述1949 年以來的國事風雲和傳媒變遷，有400 多人報名上課，濟濟一堂，需要另開一個課室做現場直播；我們歷史系的Dikotter（馮客）教授關於大躍進的專著揭露了中國一場大浩劫的真相，最近又出版新書, 質疑內戰後8 年的歷史。我們法律學院有佔中的旗手戴耀廷；自由派、民主派，泛民派議員和活躍分子都是校園的常客。第一個“佔中”商議日，就在港大新落成的百年校園舉行。大學提供了思想碰撞的空間，鼓勵獨立的思考，容忍多元的看法，法律學院有溫文的陳弘毅教授，為普選探求北京和港人都能接受的提名方案。
港人反感的是大陸官場的風氣腐蝕香港，各大校長和李源潮會面不稀奇，但校長和高官一字排開拍標凖照讓人刺眼，我寧願見到報導說校長和政治局常委見面談到有關學術自由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因為對北京的不滿，而幻想要和官方拒絕來往。
消息傳出第二天，外界贊成馬教授任校長的理由包括：外國人沒包袱、非華裔校長不會去討好大陸；更有說 “洋人學者會放棄自己一生堅持的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價值觀去屈從權勢的，總比華人少得多”云云。這反映了反共到了盲目崇洋的心態。洋人就天生比華人有骨頭？要知道，去大陸淘金或討好的“老外”和外國大學校長多於牛毛。
馬教授在被問及港大學術自由的問題時，不意外地承諾將維護學術自由。然而維護學術自由有賴大學的機制，包括課程的設計、人事制度等。對於一個完全不懂中國以及香港社會運作、中港歷史、不懂華人社會人與事之間微妙關係，簡歷上看來和人文和社會科學沒有涉獵的校長而言，他要怎樣維護一所大學的學術自由？我們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不無憂慮，港大師生每天都在努力透過學習、教學、科研開拓言論和學術的空間。要說從只有43 萬人口的英國Bristol市空降一個要向港人問道的醫學教授來維護我們的自由，那是天大的笑話。
對時代使命的退卻
有消息說，馬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沒有選擇”，因為香港的競爭力不夠，沒有人願意來，也有人說香港極端政治化，使優秀人才卻步，所以只能選馬教授。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更要反思香港的位置，尋求對策。
中國崛起，在經濟上取得了驕人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為五億人脫貧。但是政治改革舉步維艱，不平衡的發展造成諸多問題：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擴大、官僚當道、人權受到打壓。港大面對的挑戰和機會，正是面對變局，為港大定位、對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提出新思維，進而為中國的發展有所貢獻。選出一個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校長，所謂洋人不會和“政治”打交道，也就不會“出事”，希圖無知無為，等於在時代的責任前面退卻（retreat），這將是港大的悲劇、香港的悲劇。
我聽到的舊生和同事的反應，從震驚到失望到鄙視（disdain),同聲的說，“港大值得一個更優秀的人，”（”HKU deserves better”)。遴選委員會主席兼港大校務委員主席梁智鴻周二說，校務委員會不是橡皮圖章，我相信梁先生的誠意，期待周五開會的校務委員聆聽校友和港大同仁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