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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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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編輯室周記:衝擊香港廣播業的維穩工程

編輯室周記:衝擊香港廣播業的維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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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鬧出何止是一個「大頭佛」?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說,政府決定不予王維基免費電視牌照,便早已預計了司法覆核的挑戰。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沒有預計到行政會議成員會借機作反呢?

我猜,梁振英沒有料到這一步。否則,蘇錦樑與袁國強不會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行政會議,引導大家最初以為行會資料紀錄保密是關鍵。不少行政會議成員明顯不想背這只鑊,召集人林煥光叫政府多作解釋,並說行會只是給予建議;羅范椒芬說政府的解說安排「絕不理想」,李慧琼甚至叫政府多披露資料。再加上「有心人」向媒體洩露非行會資料的政府文件,更令人相信,完全是梁振英(或者包括背後的中聯辦?)把原來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改為兩個,把香港電視叮出局。

駕馭不了港英遺產

這次事件再次證明,中共、土共與一眾建制派駕馭不了港英時代留下來的大局。其實,港英政府當年也是極力控制廣播業,不妨重溫一下港英政府的發牌史:

1949年,香港麗的呼聲成立,當年是一家英國公司;後來有麗的映聲,輾轉成為麗的電視,以及1981年至今的亞洲電視;
1959年,商業電台成立,老闆是與殖民政府關係極深的何東家族成員何佐芝;
1967年,邵逸夫、利孝和要再加一位英資洋行大班祈德尊才能成功開台;
1975年,佳藝電視成立,又是何佐芝,再加恒生銀行創辦人的兒子林秀峰;
1978年,佳藝電視倒閉,政府拒絕重新發牌;
1991年,九龍倉的吳天海取得香港第一家多頻道有線電視;
1991年,李嘉誠屬下公司取得新城電台,即開埠以來香港第二家私營電台;

簡單來說,私營廣播牌照只能發給與政府關係極深的商家。這是英國人佈下的社會控制結構,即使港英政府在撤出香港前三十年開始變得開明與寬容,也不敢大改這個架構,更不惜讓香港廣播業發展停滯,也防止港台公司化。八十年代北京政府與英國政府會談時,很可能也談過要保持香港的媒體格局不變。因此,1992年,港督彭定康抵港,他有膽搞政改,但絕對不敢動香港的廣播格局。

「維穩」幾十年的香港廣播業

港英政府利用行政部門完全主導的牌照制度,透過極少數幾位親政府商人,控制與經營香港廣播業。用今天大陸的說法,就是「維穩」,不過,不是剛性,而是柔性。這樣不合理的廣播業維穩工程,由官府培植的寡頭壟斷,一直極少受到質疑。特區政府蕭規曹隨,2003年,第二家多頻道有線電視,只能由李嘉誠兒子李澤楷經營,他利用在此之前不久才收購得的香港電訊(改名為電訊盈科),辦了Now寬頻電視。

不過,一樣的制度,在不一樣的人手上,以及不一樣的時代,會有不同的效果。而且,香港民間對媒體的要求與期望急速上升,香港廣播業的管治不再為人默默接受。而梁振英上台,更有意無意改變了權力佈局。回歸後的兩位特首,都算是中共的統戰及間接管治香港的人選,而本來有望成特首唐英年也是這類人物。這類人物雖然屬所謂「地產黨」,而且政績令人失望,但是,起碼能穩住廣義的建制陣營。如今換了梁振英,透過中聯辦實行較直接管治,把「地產黨」排走,令他們成為「在野」,結果,令建制陣營內部進一步分裂,口和心不和。這種分裂,回歸以來不曾見,更不會發生在港英年代。

梁振英與中聯辦(甚至北京政府)似乎沒有看到這個轉變,還以為可以把港英的工具繼續照用,就可以達到「維穩」。把兩個牌照發給既有的經營者,不給予新經營者,其「維穩」邏輯十分明顯﹣﹣不變應萬變。可是,這個年頭再用舊手段,便要付出新的代價了。

勿忘認識自我

我花這麼多筆墨去強調由港英時代到特區政府的廣播業控制手段,不是要說港英好還是特區政府好,更不是為梁振英辯護。而是想說明,香港社會畢竟是進步了。香港市民啃了幾十年政府控制的廣播業,今天終於不再啞忍,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民間改革廣播業運動,他們不只不滿TVB,還不滿整個廣播業的規管與治理,以及背後的官府邏輯。當年佳視倒閉也有一輪風波,同樣有數以百計員工抗爭,但沒有產生像十月二十日那樣數以萬計市民自發上街。如今運動似是蹣跚舉步,其實是石破天驚,比起無疾而終的「撐港台」運動有勢頭得多,也令經營多年的民間開放大氣波運動由小圈子變成大事件。

這種自我認識,對今天的社會氣氛尤為重要。許多人認為,因為赤化,因為大陸化,香港本土危在旦夕。有些人在北京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的粗暴干預下,焦躁不安,甚至歇斯底里,到處虛構內外的敵人,終日為各種騎劫陰謀疑神疑鬼,殺錯良民。這種歪風不單製造不必要仇恨,把正在萌芽的公民社會導向邪路,推向族群社會,而且,更忘記審視香港自身社會的進步與局限。

如何有歷史眼光去審視自己,以至確認自身的得失,香港公民社會還需摸索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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