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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

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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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5月21日,26年前的今天有百萬人上街,創下香港史無前例的群眾大遊行紀錄。當年更有報章呼籲,應把5‧21這個「光榮日子」載入香港史冊。

不止5‧21,那段期間,全城投入的程度乃空前絕後。香港人掏心掏肺,重拾理想,也不止政界和社運圈,更包括大、中、小學校園、市井平民、娛樂圈,甚而親中左派,都一一捲入對抗暴政,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愚民詛咒。

可是,今天我們談八九六四,卻往往遺漏了八九香港的這一頁,因而無法客觀重整這段歷史,為什麼呢?而大部分歷史記述,也只強調天安門的部分,甚少提及香港史無前例的種種,又為什麼呢?這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這跟運動「失敗」有關。一些香港人看見中共的殘暴,因而轉向現實犬儒,覺得無得鬥,甚至患上斯德歌爾摩症候群,認同敵人。

二,當年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的定位,不合當下本土右翼的胃口。他們的政治第一信條就是跟中國「切割」。因而,他們心目中的六四教訓也只得一個,那就是在六四一夜揭示出解放軍的兇殘之後,尋求自保。

因而本土右翼大多不談六四前那表現人性光輝,力撐北京學運的支援運動,而是企圖將「支援」修正為「自保切割」。

三,這跟支聯會的紀念傳統有關。當年,屠城的震撼實在過於壓倒性,以至事後,香港人都活在一份難以名狀的政治創傷之中,並以哀悼死亡作為回顧的主軸,而且,人們往往不願談及八九香港的這段過去,特別是自己有份參與的種種。

他們有時沉默,有時則會說,相比同學的犧牲,我們實在太渺小了,有什麼好談。

我明白,相比學生,我們是渺小,但作為歷史分水嶺,若比較89年前的香港民主運動,意義其實是重大的。說穿了,這裏頭包含有某種自我貶抑。

六四紀念已有26年,但八九年香港人為了自由民主,既支援他人,也支援自己,並全城投入的美麗一頁,卻仍然一片空白。因而,真正的本土化恐怕不是跟六四切割,而是超越犬儒、借題發揮和創傷狀態,從而跟八九香港的再次相認。

文章刊於今天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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