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問題前，有必要斷定社會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關係。前者涉及互聯網的普及，增加每個人在虛擬空間中溝通和連結，打破了傳統媒體的時間和單一立場的限制;後者為社會群體的集體意識和隨時代改變的道德價值。深究的是，公民社會是否理念一致，以利用媒體作宏揚概念的平台，但實際情況只會處於在理想國的環境下，致公民社會才會壯大，實際社會並非單一考慮導向，所以社會媒體更會呈現公民立場不一的境況，更甚出現社會價值對立的弱化。
公民社會與執政政府
針對問題價值核心，先要研究公民社會是否支持執政政府，以衡量社會媒體作宣傳大眾訊息的重要性。即是若然公民社會完全支持政府立場和價值，任何媒體平台將會是「報導」的單向式工具，否之為“討論”的雙向式溝通橋樑。現今環境明顯是後者，造就社交媒體影響力增加，更顯立場不一的距離，公民社會因而被弱化。
媒體平台言論監管與網絡發言責任感
關於社交媒體的主流途徑（互聯網）的影響性強大，政府開始對此監管，實行把社會與其意識形態距離拉窄，緊握話語權的主導，但問題便涉及個人層面言論自由的限制與社會出現的謠言和衝擊文化的加劇，大抵歸根於網民在網絡上的發言責任感。
地方法例限制與公民社會接受性
在文明社會，言論自由既有必要但應劃定界限，然而網絡是非實體及有界線的公眾地方，可見立例規管必遇壓力。香港（所謂網絡廿三條），被指對二次創作限制，中國的「淨網行動」疑為打擊網絡異見政客的影響性，英美的擴大監控範圍則使大部分網民無端跌入法網，因此统统未能針對性解決問題。可想而知，深思問題核心為監管管和公民發言質素是否相等，反之更恐反效果更大，社會共同價值將更弱化。
總括而言，社會媒體壯大對公民團結能否起正面之效，似乎他律未能有效達之，反而時下年代更講求自律中的社會責任感，才能透過媒體作工具，使之成遞進的正面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