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的領會：為香港尋找未來》新書的序
「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從福利的去污名運動開始」
陳允中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教職合約於2004年1月2日生效。前一天，我參加了民陣舉辦的十萬人遊行爭普選。我人生第一次參加如此龐大的遊行，非常興奮。相較於台灣八十年代末政治解嚴時，學運／社運／政運同時爆發的社會改革力量，就人數而言，我以為香港更上一層樓。但不到一年，我對這種數人頭的群眾遊行的幻覺就破滅了，我領會到了人生最大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領匯震撼（The Link shock）。
我在2004年底認識了「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的朋友，他們正在忙著反對領匯私有化運動。當時，盧少蘭女士代表公屋居民，以司法覆核方式控告房委會違反《房屋條例》，把公屋不可分割的配套設施（公屋的商場與停車場）私有化。這種以「一股不留」的方式，將基層居民的公共資產拋到國際金融市場炒賣的創舉，只能用「瘋狂」來形容。大家不需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只需要靠常識，就輕易明白公屋商場、街市私有化之後，領匯必瘋狂加租，小商店必「捱貴租」或被連鎖店取代、公屋居民生活費必大增、生活品質必大降。更慘的是，當領匯私有化的列車成功衝入屋邨後，公屋全面私有化的議程就倒數了。除了三位立法會議員之外，所有建制派與民主黨都支持領匯私有化，可見香港立法會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促進者，超額的盡了本份！
當時，像盧少蘭等運用社會常識反抗的基層市民，竟受到跨界別異見聲音排山倒海的指罵。眼見反常識的新自由主義力量，快壓得盧少蘭及捍住聯一眾朋友喘不過氣來時，我跟幾位學者連夜草擬了一份很溫和的聲明，要求理性討論領匯私有化造成社會分化的問題。在前面書時代，靠電郵及電話，找到133位學者聯署了一份「聖誕宣言」，在我家中傳真到報館，這也是我在香港發起的第一份聯署抗議聲明。微弱的異議聲，也只能將攻擊暫緩幾天而已。司法覆核作為直接行動，成功迫使政府宣布擱置上市。當然，最終官司還是失敗，領匯於2005年11月上市。作為發起人之一，我聯同一百名公屋居民、商戶、基層工友、組織者及學者成立「領匯監察」，以行動調查及直接行動方式，長期監察政府的私有化計劃，與及繼續反擊領匯這怪獸瘋狂加租迫遷商戶及剝削工人的行為。這本書，就是記錄領匯監察持續鬥爭的血淚史。
領匯震撼最令人費解的是，2004年1月1日的十萬（或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爭取民主的市民在那裡？領匯私有化不關他們事嗎？ 好，如果說民主遊行是中產才關心的，屋邨私有化不直接影響中產，中產不關心也可以理解。（註：領匯上市中產必然受到「間接」影響，因為領匯瘋狂加租必帶動私有屋苑的舖租同時上升）那麼「直接」受領匯私有化影響的230萬公屋的居民呢？為什麼在2005年元旦日的反擊行動，只有幾百名基層市民上街抗議呢？
據我過去的觀察，主要原因恐怕是出於福利論述被長期矮化及污名化。港英時期，殖民經濟下的福利只是一種慈善（Charity），控制權在統治集團手中，被殖民者無權過問。九七年之後，在新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合流下，「福利養懶人」及「福利是民粹」，使得新殖民統治集體可以有彈性利用福利控制社會。當政權遇到正當性危機時，就派多點糖（例如公屋免一個月租金，綜緩出雙糧等），維持基層對政權的依賴，使之無法轉化成自主公民。
福利權是人權之一，在香港回歸前後，從未真正去殖，在極權統治下，社會福利只淪為「派糖」維穩的工具。雖然《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都已界定福利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權，而美國羅斯福總統在他的四大自由演說中，更強調人有免於匱乏之自由，但香港的統治者卻成功透過長期的「洗腦」，令市民相信公屋是施捨而不是福利權、住公屋是懶人及失敗者，要成功就要買樓。當香港基層內化了「福利即失敗者」的污名後，遇到領匯私有化的嚴重侵權事件，恐怕也只敢忍氣吞聲，因為怕出聲會失去更多。
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是個長期的抗爭，除了透過社運的直接行動及政策辯論之外，同時也必須是去污名化的論述之戰。將福利正名為普世人權（因為所有人都可能變成基層，都可享受平等福利），才是對基層居民最重要的充權。只有重奪福利的文化霸權，領匯震撼才不會再發生，基層運動才可能從壓力團體，能回歸成為群眾運動。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