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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學運與澳門:冇乜新概念,純粹代入澳門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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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因學務繁忙,早前停稿兩期,謹此致歉。回到正題,環顧近期非本地新聞,最值得澳門朋友注意的不是香港九鐵「宮庭政變」或者真實的「無間道」,而是近四十年後,法國仿佛回到了火紅的一九六八年。學校停課、軍警鎮壓 ... ... 自三月初爆發學生不滿新勞工法的示威,至今已差不多一個月了。與風暴圈相距萬里的澳門,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啟示呢?

  大家都知道今次事件的起因,是根據《機會均等法案》(La Loi d’égalité des Chances)二十六歲以下的受雇者,其試用期可長達兩年(政府稱為鞏固期)。這段期間內,雇主可以在十五天前不提供任何理由,通知解雇職員。不同於原來的CDI、CDD(兩種自一九七九年起實施的雇用制度)和CNE(去年法國騷動前制定),「首次雇傭契約」(CPE)規定在試用期開始的頭四個月,雇主不需要付給被解雇者任何補償金,超過四個月的雇員,可領到政府兩個月的救濟金,每月四百八十歐並獲得就業輔導。(《看不見未來的「首次雇傭契約」》,洪世謙,苦勞論壇,2006/03/24)。

  從最表面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知道這種立法對青年人不利,因為他們的就業,以至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更重要的是,法國正從原來的福利國模式,掉進英美兩國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競爭之中。澳門亦正面臨類似的困境:兩部勞工法規《勞資關係法律制度》和《聘用外地僱員制度》的行政法規,早已招來「倒退」,以及實質是「輸入外勞的法規」的評價。政府說要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但在如今百物騰貴,市民微薄的薪資在大量外勞的衝擊下,肯定不升反跌,結果形成在職貧窮。而就算在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最低工資制度已經實行了差不多十年,而且接近四成州份的最低工資已經高於全國法定最低限額。而香港和澳門在這方面比美國更「自由」,但在所謂開放之下我們得到了什麼?正如三月廿九日《經濟日報》的fred所言:「我們執迷於自由市場之全能,到最後即使 GDP 增加了,但人民生活過得更苦,難道這又是我們滿意的結果嗎?」

  十多年前製造業輸入外勞,已經製造了一批中壯年失業人士,最後演變成澳門少有的警民衝突的場面。如果服務業也要輸入外勞,將會進一步扼殺澳門人的就業空間,而警方面對的將可能是年輕力壯、更無後顧之憂的一批青年。在極端的環境下,溫馴的羔羊的力量是不可小窺的!

  澳門已經進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單靠低成本已經不能維持競爭力,而預防跨代貧窮也需要教育。但我們現在的教育狀況怎麼樣?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法國近三十年大學收生大增,導致「有工冇人做」的情況。澳門的中學畢業生中近九成升學,大學畢業人數不斷上升,而且工商管理的人數佔多,同時大批未能完成中學學業的年輕人靜待十八歲後進入賭場工作。除非在不久將來澳門能提供的管理等職位大增,新畢業同學的就業前景本人未敢樂觀。要減低中途離校的誘因,保障進入賭場工作的人員質素,同時又能令澳門就業多元化,減輕輸入外勞的壓力,教育改革在普及免費的基礎上是事在必行了。類似大陸的中專和香港的專業進修學院有需要大量建立,以滿足將來的需要。大學仍然需要而且應該發展以培養研究人才,亦要有公開化-即容許在職人士修讀以進|步提升個人知識水平,以及去「專業」化|即回歸人文、科學精神-大學的根本,洗脫「職業培訓所」惡名的準備。

  站在青年運動的角度,不少評論都不同意六八年學運一代對零六學運「失去理想」的批評,反而認為與工人站在一起,是比當年更進取、更成熟。香港的學運,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受到大陸的影響,都有親基層的取向。到近一兩年,以學聯為代表的學生組織固然繼續爭取政治改革,但已經呈現多元化的現象,在關注社會其他問題(例如反對世貿)的表現也令人失望。青年學生不再視學生會為「發圍」的基地,而轉向政黨、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一進一退,澳門青年團體的發展如何取捨,在兩者比較之下,似乎已經有了答案。政治改革本人一直支持,但應該以群眾為基礎,以發展公民社會為目標,絕不應成為少數精英的遊戲。

(澳門訊報,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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