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鈺成近年愈來愈像豁了出去，他最近一篇文章回應中聯辦新任法律部長王振民，他問：「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建立起來的法治文明理性和諧的社會，為甚麼回歸不到20年便走了樣？」一國兩制走了樣，從來是泛民主派的吶喊而已，難道曾主席也跟我們想法一致麼？
余：你回應王振民的文章中，說香港民主人權法治跟大陸有落差，你是否憂慮一國兩制走了樣？
曾：我還未肯定說走了樣，但我理解香港人在這方面的擔憂。我不能說一國兩制白皮書違反基本法，但跟基本法頒定時的原意確實有很大差別。以前是怕你們（香港）不放心，說不會干預立法；今天白皮書卻說你們有立法權，我們有監察權，把事情倒轉來說。
余：今天的香港，梁振英當選去西環（中聯辦）謝票，西環決定勸誰退選，內地官員在香港選舉時打電話拉票，我們講的行政似乎包括西環。
曾：這跟回歸初期江澤民說「河水不犯井水」時差好遠，回歸最初幾年，姜恩柱當新華社社長，他幾乎不會公開發言，沒有甚麼人認得。那時中央好小心，民建聯到內地，中央吩咐不要說特區管治問題。事實上這十幾年是有變化的，唉，問題是……（笑）我們要研究怎樣處理。
（曾主席說一國兩制白皮書頒布以後，他故意翻閱當年頒布基本法時的舊資料。他在對談中憶述鄧小平的原話，江澤民的豪情壯語，魯平對他一言九鼎。篇幅有限，難以盡錄。）
余：你既然覺得一國兩制走了樣，那便應該改回頭，可以嗎？
曾：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呢？現實是中聯辦掌握相當多的社會資源，誰做政協委員，誰做人大代表，中聯辦都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內地經濟發展，香港很多香港民間團體便跟內地聯繫，像寧波人跟寧波政府打交道。
余：打交道還打交道，寧波同鄉會北上做生意或拜年是一回事，但你說因此選舉時利用這些社會資源拉票，這便違反一國兩制，對不對？因為這是香港內部的事。
曾：（笑）是嗎？真是去到這地步嗎？我這樣說可能會有人不高興，但特區政府包括行政長官和官員，可能覺得某些人或政黨，跟西環或內地的關係比跟政府的還好。從官員角度來說，他們（西環）一句已是大幫忙。
余：這就是自己斷送一國兩制的最好例子。
曾：（笑）這算不算斷送一國兩制呢？
余：特區政府如果要靠北京的官員幫你管治香港，還如何一國兩制，如何自治？
曾：這是令人擔心的，因為變成惡性循環，即是說特區政府處於劣勢，要北京或北京代表幫一把，但你愈是這樣，愈少人聽特區政府的。這個問題怎辦？我們要思考。
（曾主席幾乎是開門見山的，但說到敏感的話題，他有時就以「不肯定」、「不能說」等話推搪；次一等的便以問句式回答，叫人有無限聯想。）
余：你一定想過的，你有甚麼想法？
曾：我要說句公道話，我無意為現任行政長官辯護，但梁先生還未上台，泛民主派已叫他落台，未停過。
余：因為我們有遠見，知他會愈做愈差，而結果你看到的，就是連自由黨也不滿。泛民也要靠選舉，如果市民不支持你，你怎樣反對梁振英也沒用。一國兩制實施以來，人心沒有回歸，而且愈來愈擔心，像李波、簡體字這些事，不是都在打擊香港人的信心嗎？
曾：處理好一國兩制是唯一的出路。但要怎做呢？就是雙方都要交出善意。北京和建制派覺得要打擊反對派，vote them out （余：你認為可以嗎？）一定行不通，一定行不通，這是錯誤的判斷。民主派覺得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或共產黨倒台，香港才有民主，也是不相信一國兩制。
余：你看梁振英明知很多人反對李國章，偏偏讓他做港大校委會主席。所以更大的責任是在當權者身上，（曾：是的，對。）他一個政策下來，大家只能反對。最初的力量很小，但你更多的壓力下來，香港人同情弱者，民怨便愈滾愈大。
曾：你說的對。毛澤東曾說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中國過去幾十年歷史都在變，文革之後便是改革開放。我希望北京明白兩制的成功不能建立在消滅反對派上，不能vote them out，因為兩制的原意是要容納這些差異，我也希望下任行政長官會跟泛民改善關係。
余：你這樣說是否指9月的選舉很關鍵，即如果民主派大敗，便證明vote them out 的策略成功，否則便要變通，我這樣解讀可以嗎？
曾：（大笑）我答你這個問題很危險，隨時變了幫泛民拉票。我不想說出這句話，如果泛民輸了很多議席，對香港不是好事，我不想說出這句話。但現實是，在社會和議會中維持反對力量，對一國兩制來說是必要的。也不能說建制派主導議會就斷送香港價值，他們的政治立場鮮明，不等於覺得李波事件無損一國兩制。
（末了，曾主席語重心長說公民黨是網羅最多有識之士及專業人士的政黨，着我們在議事堂雄辯滔滔之時，可以減少一點尖酸辛辣的用語。）
余若薇
公民黨主席
於2000年獲民主派推舉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而勝出，後來成為公民黨創黨黨魁，多次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民望最高的立法會議員。
曾鈺成
立法會主席
民建聯創黨主席，2008年任立法會主席至今，曾被盛傳會角逐特首寶座，近年多次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民望最高的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