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年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曾鈺成當過導師，翌年任教培僑中學。當時津校學位教師薪水約為1800元，在培僑教書只有600元左右。況且，那時候左派人物並不風光（可參考1970年3月1日港大 《學苑》訪問曾鈺成的文章，題為《從聖保羅到培僑》），投共不單沒好處，還會列入黑名單。曾鈺成不顧，棄高薪厚職，甘願當左校的窮教師，可見他是真心擁護共產黨。縱使不認同他，也很難否認他曾經為理想而犧牲，為勞工子弟奉獻青春——這也是他比較得人心的地方。
年輕時的曾鈺成，若來到今天，發覺自己搖身一變，做了當權派，不知有何感受。
(1) 「香港願景」的語言偽術
卸任立會主席，曽鈺成牽頭成立叫香港願景的智庫，擔任召集人。近日它有兩個動作：一、倡議政改和23條立法同步進行——替國家效力，執行政治服務，相信五十年前的曾鈺成也不會反對。二、在土地大辯論中，推銷公私合營方案，建議「由下而上」方式，由民間主導，將業權分散或難以發展等土地協調整合，再交由政府審批。
香港樓價之高，遠超常人負擔能力。輪候公屋有排等，租客權益欠保障，助長劏房、納米樓和太空艙。真正關顧人民，該從問題癥結入手，著眼於居住權和痛苦指數之改善——旅居人士網站InterNations最新調查顯示，香港宜居程度和經濟弱國相近——制定短期紓困措施和中長期的策略規劃，打擊囤積居奇行為。土供組提出18個土地發展選項，以「點心紙」方式給人揀，把房屋問題爭議大幅縮窄，變成替政府決定如何「造地」和「覓地」。這個套路避開處理土地資源分配的正當性問題，只為轉移市民視線，並非對症下藥——即使在建制派的網上宣傳平台，「團結香港基金」的「政策。正察」專頁，留言者也大多認為，樓價高不可攀，源自放任市場政策、外地資金湧港和人口政策失誤。熟悉社會事務的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便曾經在明報撰文，指大辯論應聚焦房屋政策，而不是土地供應。
事實上，過去政府鼓勵興建環保設施，被發展商利用來蓋發水樓；地產商霸佔公共空間多的是，政府卻無意或乏力撥亂反正，再加上馬灣和天水圍做反面教材，看種種往績，在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下，公私合營只會被四大地產商——請別美其名為「民間主導」，淡化財閥在操盤的色彩——借來過橋，套現囤積多年的土地。曾鈺成大力推銷這樣一個益商家的方案，使人很難相信他的初心仍在，念兹在兹的還是大眾的福祉。
(2) 有經濟學者加持的官方智庫
上月底，曾鈺成接受AM730專訪。負責訪問的經濟學者徐家健，立場與曾鈺成一致，俱力撐公私合營。更巧合的是，他們同樣以「由下而上」來形容公和私之間的權力關係，但明明「私」的部分，並非指普通市民，而是在新界大量囤地、富可敵國而且經常左右政府政策的四大地產商，究竟所謂「由下而上」，從何說起呢？這種有明確預設立場的「專訪」，公信力成疑，加上雙方理據薄弱，即使一個是學者，一個是智庫召集人，依舊使人懷疑它是變相的軟銷廣告。
在AM730的「訪問」中，曾鈺成說，公私合營有助釋放土地，用來興建公共房屋。但規劃署前助理署長、地產代理監管局前行政總裁伍華強不認同，他在2018年9月11日信報的《徹底釋放新界土地資源造福香港》中直言：「『公私合營』是不會有效及快速地釋放私人土地儲備，大量增加公私營房屋的。『公私合營』的結果，只會是政府被人牽住鼻子走，亦令地產商在發展時間表、選址、公私房屋比例、補地價、政府須承擔的基建等議題上，有更多議價能力。政府聲言要避免『官商勾結』，然而設置『公私合營』，正是官商勾結制度化，令管治道德更差劣！」相信曾鈺成不以為然，他在訪問中也提及過，公務員最怕被指利益輸送，故情願「賴」發展商囤地，也不會降低補地價標準。伍華強義正詞嚴地發出警告，曾鈺成認為是斬腳趾避沙蟲，究竟兩套陳述，何者更可靠？
(3) 地理學者的建言
剛退休的浸大地理學系鄧永成教授，有一篇論文《天水圍： 怎一個「虧」字了得？》，很值得社會人士參考。《天》重新整理天水圍的非官方歷史，還原其發展軌跡，再從殖民政府和地產商千絲萬縷的政經關係入手，剖析港府如何被商界力量牽著走——以嘉湖山莊之於天水圍為例，發展新市鎮，港府要大灑金錢，進行平整土地、道路渠道、社區設施、高速公路等 39 億多元工程，建設以嘉湖為主體的「天水圍南」。所謂公私合營的地產項目，結果被資本運作的邏輯騎劫，喪失政府對居民全面、均衡生活需要的照顧，空間規劃向地產商嚴重傾斜，變成私營企業任意掠水的樂園。鄧教授指出，解讀天水圍城失敗之處，不能停留於規劃失誤的技術性層次：
——「當權力在實踐的過程中改造空間，空間更是權力實踐的重要手段以及載體。」（註一）
——「發展商一直就市鎮公園的建設管理與當時的區域市政局連番談判交涉，這決不是一個普通市民有能力做得到的。 最後，一反以前新市鎮的做法（不像沙田第二代 新市鎮那樣，先規劃及建設公共房屋，後賣地建私樓），佔地 38.5 公頃、勢力強橫的私人發展項目——嘉湖山莊定點、規劃在前，公屋計劃在後。」
——「58 棟 28 至 40 層的私人住宅樓宇都位居『要津』，環抱著比港島維多利亞公園還要大的天水圍公園（後期建成），而且公共設施、會所、商場、酒店齊全，更有嚴密的保安和閘門，保障住客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後者是用來安頓久候公共房屋的低下層。既然嘉湖山莊那一塊地段已批出，公共屋村只好零散於『「天水圍南』剩餘各地，各自『劃地為牢』」。
(4) 公私合營的「排他性」
天水圍淪為悲情城市，據鄧教授分析，並非規劃失誤那麼簡單，更是土地發展體制內的權力不均所致。主導整個新市鎮發展的地產商，只關心盈利，不會顧及空間規劃失當對社會和公眾造成的傷害。他們在每個環節都貫徹牟利至上的商業邏輯，公益被犧牲，負面影響便層層疊疊的擴散開去。楊夏至／陳劍青在 《香港公私合營的歷史真相 》中也指出，「這類公私合營的投放往往具『排他性』，因政府對收地、清拆、基建、社區設施等大量資源投放，並非三五年可成事，過程中會抽走其他計劃公帑，拖慢或擱置其他更具優先性的發展計劃，變相放棄整體社會及經濟利益，令政府無法履行公私合營本來應許的規劃承諾。」
林芷筠在《公私合營的天真想像 》中則指，現有制度根本沒有排除私營發展，「若審視過有適合發展的農地，範圍大就政府主導新發展區規劃；若適合個別公營房屋發展，就由政府收地；餘下的就由私人地主按現行城規制度申請發展，毋須額外僭加新制度。」至於有人認為公私合營較政府主導發展項目有效率，林芷筠也不認同——如要開發的土地很偏遠，公私合營一樣要政府投放大量資源搞基建，需時不會短。像南生圍或一些比較就腳的濕地，原本受城規改劃或環評程序所限，不能隨便開發；如果公私合營能夠比政府主導快，那是因為它給機會地產商繞過有關程序，破壞香港現時勉強能保護郊野環境的制度。
伍華強、鄧永成教授和本土研究社成員的分析，很難說不是內行而有料到，如要推翻其專業判斷或結論，靠一些片面、粗糙和偏頗的說辭，根本不可能。尤其曾鈺成任召集人的香港願景（以及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以智庫自居，理應尊重知識，對本身倡議的方案，姑勿論正反意見，都該充分掌握才是。有人反對而理由充分，作為智庫，不能採迴避態度，而應以堅實理據反駁；反駁不了，便服膺理性，改弦更張。現在曾鈺成及其智庫，對坊間的質疑，選擇避重就輕地回應，志在影響和操控民意，有負「智庫」之名。一個欠缺知識含金量的「智庫」，聲稱為民請命，向公眾推銷絕世好橋，解決房屋問題，若非立心替金主效勞，來一招暗渡陳倉，恐怕便是真心膠，分析力出了嚴重問題，看不到公私合營其實是製造機會給大地主高價出貨。
(5) 經濟3.0學者的選擇性失明
選擇性失明同樣發生在徐家健教授(以及經濟3.0的經濟學者)身上。筆者曾經在《真．土地大辯論》向徐教授提出質疑：經濟學有不同派別，經濟學者對同一問題可以有不同理解 — 徐家授又憑甚麼做代表，自以為掌握經濟學的終極答案，手執真理，一口咬定純是供應不足的問題，排除其他可能？經濟3.0的學者總是以經濟學代言人的姿態做評論，而不會講清楚自己所言僅是某一派經濟人的觀點，不應被理解為經濟學界的共識。若其經濟意見，有如自然科學般要求嚴謹，是不會容許這種曖昧發生，免生誤會。他們卻開口閉口「從經濟學角度看」，經濟學者又怎樣怎樣，似乎毫不介意——甚至樂意令別人有錯覺，以為他們的意見代表全個經濟學界。這到底是學術上的不真誠，抑或認知上有重大偏差所致？
舉個例，徐的拍檔曾國平教授，在《給傳媒朋友的樓市指南》中便這樣說：「講到尾，還是中學會考程度的供求關係在決定樓價，供應增加我們會住得便宜一點大一點。這才是科學，經歷過實證檢驗的科學。」但經濟學者姚松炎在三年前一篇叫《請用科學證明樓價高企的原因》的文章已提到：「增加土地供應從長遠而言，並未對房價起壓抑作用。退一步講，這可能反映相反的因果影響，即提高房價反而激勵開發商構建更多新的住宅物業項目。」姚又引用房產理論中的DiPasquale-Wheaton 模型，指出樓價才是主宰房屋供應量的成因，「供應不足」的假說在邏輯上根本不能成立。
姚對曾更大的理論挑戰是，他認為「土地供應」不足的假說一直得不到科學實證支持：「科學必須是可檢驗和證偽的。我們如何測試這個理論的供給和需求曲線？需求曲線無法找到。供給曲線也不存在。他們純屬假構，根本無法測量……這是不可證偽的假想。如果要以科學的態度來討論，這對任何理論來說都是致命的。」筆者並非經濟學者，無法斷定哪一派理論較可取，究竟是曾教授口口聲聲中學教科書的供求關係理論，抑或姚博士援引多份文獻而作出的結論，比較準確解釋和預測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呢？
但有一點很清楚：曾教授(以至經濟3.0) 經常強調自己的分析很科學，很權威，通過實證的檢驗，卻原來不是。這只是經濟學其中一個派系的講法，並非學界共識，更談不上有自然科學知識般的普遍適用性和預測能力。假使讀者輕信權威，本身又沒有看過姚博士那類相反觀點，便很容易接受經濟3.0自以為真理在手的說法。一方面，以科學權威的架勢，長期在各大媒體的地盤發表己見，影響政府施政；另一方面，對自己的評論文章卻要求不高，常用「未必符合整體公眾利益」這種博大霧的講法蒙混過關——「未必」、「不一定」或「可能」這些充滿不確定性的字眼，使其陳述無法辨真偽(正如說經濟學者未必不會被收編一樣)，欠科學所需的準確和嚴謹，卻經常出現在他們聲稱好科學的經濟意見中，實在諷刺。
(6) 經濟學者非社會問題神醫
在今次土地大辯論中，經濟3.0的學者相當活躍，立場和官方的所謂智庫相一致，連對待反對者意見的手法亦相類似。面對其他學者的理論挑戰，都是避重就輕居多。這絕非具科學精神兼治學嚴謹者應有的態度——一流學者受到質疑，甚至會把對方論點演繹到最強，再設法駁倒。經濟3.0志不在此。他們把矛頭指向資源緊絀、但勇於批判的左翼人士/民間團體，大加鞭撻——譬如自稱擺事實講道理的梁天卓教授，在《香港要幾多住宅用地？》中批評左翼人士數據資料不明，但要反駁，以經濟3.0學者的級數，為何不去反駁在大辯論中積極發表意見的學界中人，例如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呢？她曾經在端傳媒寫了篇《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引用政府統計數字做過分析，梁教授沒理由不知道。經濟3.0的經濟學者，避重就輕地回應坊間質疑，製造假對立，玩弄民粹主義（註二），動輒上綱上線，扣人家一頂「土改」、「鬥地主」的帽子，究竟有何動機，外人無法得知，但客觀效果上，是替香港願景或團結香港基金這類官方智庫護航，或給予加持。
以效率之名推銷填海、公私合營、開發郊野公園，加上本身的學者光環，很容易折服那些崇拜學術權威的人，令其意識不到這些所謂造/搵地選項的代價和問題。值得質疑經濟3.0學者的地方，不止在於他們充大頭鬼，向讀者聲稱自己的意見是科學，是經濟學定論。這些主張減稅、去規管化、大市場小政府(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慣以唯經濟學馬首是瞻的口吻做評論，毋視、貶低甚至否定不同意見者的觀點。以今次大辯論以例，關乎土地資源的有效運用問題，絕不會單單關供求原理的事；論相關性，地理學者或具前線經驗的規劃署官員，其意見特別有分量，更不能忽視。偏偏經濟3.0，正如之前所說，可以完全不回應諸如伍美琴教授所講「問題在欠策略規劃」的質疑，然後把中學教科書的經濟學觀點，當成金科玉律般反覆使用，到處指點江山，並賦予光環於他們大力推銷的造/搵地選項。這種唯經濟學獨尊的取態，要麼出於對事實的無知，要麼出於自大，有意或無意地假設，其他學科知識比不上經濟學那般吃重和接近真理，所以不必理會。在做任何決定時，經濟學者的意見有凌駕性和優先性，因為他們最科學，自然最重要，最值得受重視。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不知會否被3.0定性為左翼)，幾年前接受明報訪問，當中一番話，很值得過於托大的經濟學者警惕：「經濟學是在於找出事實及因果關係，應如何解決問題跟經濟學沒有直接關係。怎樣解決問題涉及本身的價值判斷，但這價值判斷其實並不由經濟學提供。」趙耀華又強調，經濟學家的研究大都很專門，「理解的只是世界一部分」，社會有很多問題，例如金融穩定和貧富懸殊，涉及的不止是經濟學理論，還包括其他範疇知識及社會制度。「解決社會問題不應只聽經濟專家的意見，社會不應對經濟專家有太大期望，經濟專家亦應該謙虛。」經濟3.0學者或許不同意，但這涉及經濟學的哲學思考，已不止是經濟學討論了。
徐家健教授在《2047後不續租 農地是理論核彈》曾寄語支持政府大規模收地的人：「我只希望他們除了想像這些，想像那些，還要老老實實地研究一下具體政策的執行，並從歷史吸取經驗。」但看來，這話更適合用於經濟3.0的學者身上。
(7) 曾鈺成如何對得起自己初心？
在一篇叫《歷史錯誤下，我成為了建制派…》的專訪，曾鈺成說：「久不久我便和身邊人說，我沒宗教信仰，所以我相信死了就死了，人死如燈滅，沒想過有來生。到了這個年紀，我經常都說，最重要去得快、去得輕鬆、去得舒服，不要累人累物。」看上去，曾鈺成好像已看透生死。但既然已明白人生如夢一場空，為何到了晚年仍無法做回自己呢？是，曾鈺成自己說過，建制派基本立場是支持政府，但推銷公私合營，和大政治應該無關吧，除非特區政府早已不把市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只為中央和香港財閥服務。不過，為了爭取市民認同，林鄭不介意搞一場土地大龍鳳出來，再全力開動官方智庫的宣傳機器，借助經濟學者的學術權威，加持幾個於市民有害無益的土地選項。只要過程順利，政府得到民意授權，便可名正言順向大量囤地的發展商，以及做大工程的承造商輸送利益。
可憐深受住屋問題困擾的巿民，只有繼續乾等脫苦海的機會。另一方面，政府興建太多大白象，掏空庫房，將來經常性開支無可避免地要縮減，市民的生活質素和保障難免受損。若五十年前的曾鈺成來到現在，見到年逾七十的自己，不單沒有站在弱勢市民一方，反而和一些主流經濟學者——裙帶資本主義的理論導師——同一陣線，理論多多，無非想合理化大商賈大財團掠奪公共資源、牟取暴利的行為，年輕的曾鈺成會有甚麼反應？他會痛罵老年版自己忘本，罵他背叛自己當初旳理想嗎？
一個人步入生命的後期，深知萬般帶不走，為何還未真正覺悟呢？難道權力將人腐化得如此徹底？他為何不可以豁出去，用盡自己的能力和網絡，向中央表達非收回高球場和棕地不可，設法在可見的未來落實改善無殼蝸牛的苦況？
註一：這裡所指能改造空間的權力，該如何了解呢？本土研究社的楊夏至／陳劍青在 《香港公私合營的歷史真相 》舉了一個最為人詬病的例子：1982年，政府與巍城（天水圍發展商）曾簽下私人備忘協議，規定政府建築物內商業項目不能威脅巍城公司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好讓巍城藉此長期控制天水圍地區經濟發展，甚至在1987年阻攔區內興建公營街市，種下「南長實北領匯」的城市空間佈局，嚴重限制居民生活選擇及物價水平，對居民延禍至今，令人憂慮這類「不平等條例」會否在未來公私營發展廣泛複製。
註二：徐家健受網民質疑，他如此回應：「香港其實有人好想住大少少住平少少，而減少小部分效野公園。呢個係佢地嘅平衡。我唔肯定有幾多人咁諗，所以我根本冇講過究竟現有效野公園比例是否太多。我只係知，當樓價愈嚟愈貴，保育環境嘅成本就愈嚟愈高。」這種把環保和巿民利益尖銳對立起來的分化手段，政府和建制派用過不少，想不到搞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者也如此嫻熟。問題是，如要這樣二揀一，為何不是住大少少住平少少的願望，和保護高球場的訴求做比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