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短評：
1. 從現今香港法律角度來看，「公民抗命」無法作為抗辯理由，這是可合理預期的。但公民抗命確實是可以作為減刑甚或不追究其刑責的理由。這點是連終審也承認的，現任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便曾援引羅爾斯的理論，指出公民抗命可作為減刑理由。
2. 惟馬道立也指出「決定是否懲罰，最重要的考慮是會否造成弊多於利」，並不總是考慮行為背後的良善動機或道德觀點。他更援引德沃金的《原則問題》，指出「效益主義可能是一個甚差的普遍正義理論，但仍是懲罰是否正義的必要考慮條件」。
但其實德沃金也有在《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論及公民抗命時，提到法官在審理公民抗命案件時，可以使用其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仔細衡量違反法律者的動機行為，適當地對抗命者減刑，甚或免除刑責。這點詳情可以參考拙文：《與石永泰先生商榷：為什麼我們為公民抗命者入獄而不忿》。
3. 在非建制陣營中，有些人很討厭佔中三子或九子，甚至認為他們是破壞雨傘運動的元兇之一，因此見到九子入獄，反而幸災樂禍。我不想爭辯其中的複雜問題。我只想指出，今次判刑表面上是懲罰佔中九子，但政府實情真正要達到的目的是用判決產生阻嚇力，令人民不敢再行使公民抗命。
這可能嚇不到你，但當一般市民看到連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也遭到嚴懲時，就只會令更少人願意出來，令你口中的港豬更加犬儒。這是很客觀的效果，正如馬道立所提到的效益原則，就是要阻嚇人心。問題是，任何社會運動都需要群眾力量支持。所以，真的不要因為黨同伐異而眼光那麼短視狹窄。
4. 法庭在大政治環境下的地位和定位問題。不論法庭／法官是否受到中共收賣也好，即使是民主自由的法治國家，法庭一般都需要避免超出它的權限範圍，避免干涉政權或與行政機關權力產生衝突，以及所謂「用法律解決政治問題」。
在這框架底下，即使香港法庭是尊重和緊守法治，也會避免作出太過挑動政治或行政權的判決，例如愈謹慎的法官就愈可能避免作出的判決會引發人大釋法。這亦是現今香港法治的一項危機。憲法本來是用來約束政府的行為，但香港的基本法上面還有人大權力之上，變相是反被約束。
因此，當一個漠視民主自由觀念的人大權力（中共）越干涉其中，法院愈無法實踐民主自由等觀念。所謂的「威權化」，就是由破壞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開始。我們愈來愈難預期法院能為民主自由理念作出肯認甚或捍衛。
原刊於《書生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