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連續兩日寫文批評「黃色經濟圈」。第一篇指黃色經濟圈「一點也不經濟」，第二篇則承認黃色經濟圈具有「政治功效」，但會破壞香港營商環境和令社會進一步撕裂，懇求「黃絲高抬貴手」。
根據「敵人反對我擁護」的邏輯，施永青大力批評黃色經濟圈，就代表抗爭戰營確實做對了事情。不過摒除這個邏輯，施永青提出的觀點確實對正了一些表面懂「經濟學」的人的口味，也點出了部分操作困難（例如黃店租藍鋪）。
只是施永青有始至終都沒搞清楚「黃色經濟圈」的真正作用，更混淆了不少概念，釐清它們將具有助我們更瞭解黃色經濟圈在抗爭中的真正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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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第一篇指「黃色經濟圈一點也不經濟」，理由有三：
(1). 「黃色經濟圈」的建立方式是以政治利益犧牲經濟利益，剝奪人民的自由選擇，手法如同中共「社會主義式」的計畫經濟。
(2).「黃色經濟圈」沒有實質經濟效益，以政治利益犧牲個人利益，例如為了幫襯黃店，寧多花30分鐘車程、又不知食物好不好吃，故此不符合成本效益。
(3). 要全面杯葛藍商並不可能，因為商界偏藍的比偏黃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等等，因此，「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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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1)，書生完全睇唔出建立黃色經濟圈如何剝奪人民的自由選擇；相反，黃色經濟圈非常符合自由市場標榜的價值：人民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自由選擇購買自己喜歡的東西，罷買不喜歡的東西。
當經濟學家說「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不符合自由市場時，往往是指政府（公權力）對市場進行很大程度的干涉，例如通過價格和商品數量管制使得人民不能自由交易（因而經濟未能達致均衡或效益最大化）；但黃色經濟圈建立的方式完全是自由交易的一部分，膺服於市場邏輯，亦與公權力的管制無關。
(2) 也不難反駁。施永青的邏輯是「黃色經濟圈」必定不符合個人利益，但他忽略了政治利益也可以是一種個人利益。原則上一般主流微觀經濟學預設的價值偏好理論，只要一個人偏好Ｘ多於Ｙ，那麼Ｘ（相對於Ｙ）就是對該人為好。因此，當一個人主要偏好於實現政治利益，而非好不好吃，我們不應該單純視前者為該人的一種成本負擔。
舉個例子就很容易理解上面那點。我們平時選擇一間餐廳，也不只考慮食物是否好吃，還包括它的服務、環境、氣氛和品牌，這些因素都是構成該人的利益，並不是只有好不好吃才能構成該人的利益。如果一個人偏好餐廳環境氛圍遠多於食物品質，那麼他去選擇一間環境氛圍很好但偏遠的餐廳，未必比他去一間食物品質較好距離也較近但環境氛圍很差的餐廳，較為不好。
當然，(2) 也可以詮釋成「黃色經濟圈」的交易並不能達至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即在原本的自由市場上，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可達至「汰弱留強，令商品與服務的質素可以不斷提高」。書生不否認「黃色經濟圈」的確可能會造成干預使得整體市場無法達至帕累托最優，但這裡的真正重點是現在大多數市民追求的不只是僅僅是一般的所謂「經濟效益」，更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價值追求。
抗爭者或大多數黃絲建立「黃色經濟圈」的真正目的從來不是要提升所謂的「整體經濟效益」，或是建立一「自成體系，自給自足」的真正經濟體系（這裡也順便部分回應了(3)），而是要杯葛藍店，令只注重個人利益的藍店藍絲受到個人損失。正如上面所說，「黃色經濟圈」正是運用市場邏輯去「汰弱留強」淘汰藍店。
當然，施永青可以批評黃絲這種做法並「不理性」，譬如他可以理所當然地主張餐廳最重要的應該是食物品質，而不是它的政治立場。這個觀點若然討論深一點，其實相當有趣的課題，因為它觸及了一些經濟哲學的問題，譬如為什麼只有「效益最大化」才是「理性者」唯一值得追求的價值？事實上，現在「道德消費」也是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課題（雖然比較非主流），抗爭者追求「良知／政見」的價值，就像有些人追求公平貿易，同樣屬經濟活動，同樣可以「很理性」。
沒錯，餐廳的食物品質同樣重要，但這點其實黃絲可以進一步解決，例如通過「市場手段」提供更多誘因使黃絲進一步提供各個黃店的食物品質，以及是否有餐廳「藍扮黃」，只要「黃絲市場」資訊較完整，便可以解決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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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唯一比較難駁的觀點是「要全面杯葛藍商並不可能」。的確以香港現在的商業圈子是很難全面杯葛藍商。在經濟學上的爭論，也有「道德消費是否有可能？」的永恆課題；只是施永青忽略了「黃色經濟圈」另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構成抗爭陣營的團結和凝聚力。
老實說，要完全杯葛藍商並不可能，就像要抵制「黨鐵」幾乎不可能；但這些一連串的活動其實是使黃絲更加緊密聯系。這些活動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象徵作用比它的實際效果，更加能促進抗爭的政治能量——而這正是黃絲及抗爭需要的效果，當然，身為「藍絲／商人」的施永青可能永遠不明白這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