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當空，幾百名阿嬸大叔、公公婆婆，撐著傘、搖著紙扇，在昨日（星期一）近午的艷陽之中，由灣仔入境處行慢慢行到禮賓府請願，開始長達一整天的爭取居港權馬拉松活動。
七年前的六月二十六日，政府請人大釋法，禁絕了他們的內地成年子女來港的路，所以在七周年這一天，大批人響應號召出來示威，只求特區政府在每日來港的一百五十名配額中，撥出少量名額，讓他們的子女有隊可排，來港有期。 一位走路一拐一拐的阿婆，顧得了用長傘當枴杖，卻顧不了撐開來擋太陽。問阿婆，辛苦嗎？阿婆幽幽的說，冇辦法啦。另一位阿嬸怨說，我們行了好多次了，但政府都唔理，衰到死。帶頭的大叔，一路挑著擔挑，一邊是用來敲擊的大銅鑼，一邊是背囊，令我想起小時候，阿媽回鄉時挑擔挑的情景。 事前聽說，今次遊行會有更激的行動。想起不久前有四名家長爬上灣仔天橋，難道今次會有什麼衝擊行動？卻是，一路無事。 上到禮賓府，警方老早已架起鐵馬，把遊行人士擋在老遠。一位家長好商量地對一位警察話，給我們十分鐘，讓我們上前到鐵馬中間，十分鐘就夠了。警方答允，稍為擴闊示威區，家長滿足地發了言，喊了一輪口號，便回頭下山，落到政府總部前的林蔭地，各自休息。 有家長拿出飯盒或飯壺，就地午餐，但大多還是乾啃麵包，草草了事。 一名瘦瘦的、背有點駝的大嬸，讓我坐在旁邊，說起她的故事。在二十多三十年前，她只准帶著十歲的小兒子來香港。他們火車時，被留下的一對十二和十四歲的子女，在火車窗外不斷哭。「我喊住上火車，好似入棺材，成車人見到都喊起來。」稍稍想到當時情景，大嬸未說先哽咽起來，覺得很對不住一對子女。 「由一九七八年申請到而家都唔得，所以一得閒，都來示威。」大嬸的丈夫沒有來，她話要慳車費。「一個人來就得啦，我們輪流來。」這天是星期一，她也是請假來示威。六十二歲、脊椎凹陷的大嬸，做的是清潔工，一星期六天，一個月三千三。「點解唔攞公援?我地福建人，好咩架，可以的話都自己做，靠自己，唔想俾人睇死。所以話怕我哋啲仔女來香港伸手攞錢，話增加負擔，都唔啱。」 林蔭地上有兩塊白布，寫了字，原來「甘仔」甘浩望神父在這裏絕食，支持幾年前因入境處失火事件而入獄的爭取居權人士，已進入第四天，也是最後一天。他精神尚好，不時有家長過去握手，有記者訪問。記者提到早前的天橋事件，甘仔話，責任在政府，當局一直拒絕溝通，逼他們上橋。 不說不知，他們每星期都有小規模示威，堅持爭取回七年前被剝奪的權利，但市民如我，都不知道，傳媒也沒有報道。直至天橋事件，我們才又想，居港權家長又出來搞事。 遊行過後，家長遮打花園有遮蔭的靜坐，等晚上的燭光晚會。我逃到了附近的皇后像廣場，在涼風之中，嘗試思索爭取居港權的問題。 與這裏的叔叔嬸嬸談起來，發覺故事都差不多：當年只獲准帶一名最小的子女來，要狠心把其餘的子女留在家鄉*，之後申請多年都不成功。 故事何其熟悉，因為我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那是一代人的故事。我老爸在五十年代還未發育的少年時代，便來香港尋找生活，做過各種學徒，在大約二十歲時，回廣東的鄉下結婚，生下我們四個子女，但一直申請我們來香港都不成功。老爸後來聽人說，申請去澳門容易一些，於是，在我幾歲時，阿媽帶著我們三個小的移居澳門，大家姐初時沒獲批准，不過經阿媽爭取，過一兩年便也移居澳門。阿爸一人打兩份工，每星期放假一天，都往澳門跑。也根據不知什麼規定，我只知道，當我們在澳門住滿十年，我們便可移居香港。就這樣，我成了澳門人，也成了香港人。 有時我想，如果老爸沒有那麼精明，現在的我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會否讀到初中便停學，入工廠工作，然後結婚生子？而他會不會是這次遊行隊伍中的一人？ 遮打花園的晚會比想像中熱鬧，多了小孩，而且有九樓的彩鳯用福建話翻譯，甘仔彈結他唱歌，陳日君樞機到場打氣，基督徒學會的胡露茜講加拿大總理為百年前歧視華人而道歉的意義。不過最貼心的，我覺得還是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的現身說法。他說，當年他一家由美國回流香港，子女雖然不是香港出生，但他沒想過他們不能帶在身邊，而他們亦很快取得了香港身分證，一些跨國企業的外籍高層子女亦如是，那為何港人內地的子女，卻有不同待遇？ 真的，為什麼？ *一位大嬸話，當年內地極度貧窮，內地政府故意只批一個小孩，令家長不斷匯錢回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