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中大學生會
錢穆先生辦新亞書院，最艱難時，桂林街宿舍的桌子，便是他的睡床。
一九五二年，港府頒例，私立學校都要辦理商業登記 ，新亞同人非常不滿，認為新例使學校變質為牟利團體 ，侵害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錢先生表明，寧願關閉書院，也不接受，結果，在顧問趙冰大律師的幫忙下，打了一年官司，才得到豁免。
後來，書院發展上軌道，錢先生為了實踐理想，跟崇基的凌道揚校長及 聯合的蔣法賢校長，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成立第二所大學。起初，殖民地政府充滿戒心，害怕出現新加坡的情況---由華僑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反殖溫床，但協會努力不懈地爭取，國際及社會環境又出現連串變化，政府最後開綠燈，中文大學得以成立。使人驚詫的是，創校不足一載 ，錢先生便辭去新亞院長一職。在專制保守的殖民地，敢挑戰英語霸權，開辦中文專上教育，再艱難的事都經歷過 ，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大的理想，卻猝然離開，究竟當中有何隱衷？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孫國棟教授，去年接受訪問時的說話，露出端倪。(1)
原來，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在錢先生臨走時這樣說：「你若辭職 ，便要立刻走了，甚麼待遇也沒有；退休便不然，退休金可由你開辦新亞時開始計算。」
這顯然是一種脅迫，但錢先生沒有屈服，寧願不拿數十萬元退休金 ，也拒絕把「辭職」換作「退休」，誓要保留一種抗議姿態，可見他的離開 ，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王俞在《中文大學的本質》(2)中指出，錢先生是因為看不透殖民地教育的本質，滿以為港英政府會支持他們辦中國人的高等教育，結果事與願違，鬱鬱赴台。(錢先生初時的想法可參考《新亞遺鐸》頁256-257)政府接受錢先生的建議，以「中文」為大學命名，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以中國人當校長(政府初時屬意由英國人來當)，是為了收編私立大專力量而作的讓步，當李卓敏走馬上任 ，即提出要倡辦一所國際大學，為本身重英抑中的語文政策開路護航，使中大變成另一所港大，培養更多管治人才，替殖民地的英國主子效力。中大學生會於七二年三月，做了一次全民意見調查，只有1.3%的員生認為，中大發揮了弘揚及創造中國文化的功能(3) 。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先生，三十年前亦曾撰文，批評校方的教育與行政，一直重英輕中得很(4) 。這正好說明打從創校始，中大便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以錢先生剛毅的個性和對信念的執著，辭職(或被迫走 )乃必然的事。
但無論如何，錢先生對中大貢獻極多，歷史地位和象徵意義 ，無可替代。他宣揚的新亞精神，提倡的中文專上教育，推崇的中國文化，更是中大人文精神的源頭。中大校方，縱然早就背道而馳，但在官方歷史中，還是會提及他的名字；惟到了今天，翻開影響深遠的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吳倫霓霞所編的《邁進中的大學》，給校方巧妙剪裁，變成兩頁以港英政府視點出發的創校史，我們連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等先生的一鱗半爪也找不到，反而看見一個個殖民地官員的名字。這不單是對歷史的一種褻瀆，更是對諸位先生大大的不敬 。
這是一時錯失嗎？委員會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一定很清楚歷史的政治含意，絕不容許這種低級錯誤出現，所以我們認為，校方 (不只是委員會)立心如此，他們不想新一代員生受前人感召，對照當下境況，產生不滿，並經常抬出李卓敏，說明英語化政策源遠流長，值得遵從，並發揚光大。使人痛心的是，這樣搬弄歷史 ，會淘空「中大人」的思想內涵，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喪失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印記，變得面目模糊，缺乏個性，只能透過提升競爭力 ，爭奪更高的世界排名，興建更標緻的宏偉建築，加上大學公關的專業包裝，去建構中大人的身分認同，滿足「我們是最好」的虛榮心。
有人會說，「國際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毋須考慮太多 ，最重要的是趕上它。這種觀點頗流行，卻極度簡化。須知道大學並非商業機構，不能單單滿足於追趕時勢(市場需要) ，更要走在時代之先，生產和普及化超出主流的價值思想，刺激社會的均衡發展。龍應台曾說：「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 ，傳統是生存的必要。」因為，「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5)中大固有的歷史及文化資產，為其他大學所無，在中國文化備受西方霸權侵蝕之際 ，在香港，能帶頭抗衡以美國利益為依歸的全球化，必是先天條件最豐厚的中大，這不是說我們要閉關自守，反對任何發展和變革 ，我們要的是兼收並蓄，在吸納人家所長之時，盡力保存、活化、擴充我們的語言、風俗和思想等等的應用領域，於教研和校園生活中，使我們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有更旺盛的生命力，維護我們珍貴的人文素質和精神面貌。
從這一點來看，諮詢文件也是不合格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和資源，進行二十一次會議，為何不嚴肅地正視歷史，深入探討「國際化」、「全球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構思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可行性方案，務求一面滿足英語教研的需要，一面逐步加強中文的國際和學術地位？委員會若沒有頭緒，可以組團考察，向東京大學這些母語教學的典範取經。但現在，他們甚至連自己的提議，也缺乏細緻的分析和嚴謹的推論，整份文件，內容東拼西湊，使人不禁懷疑，是次諮詢究竟有多大誠意，會否像上次新書院諮詢般，徒具形式，為的是滿足公關政治的需要 ？
其實，中大的「國際化」，不單推行了數十載，李國章任校長時，更威逼利誘各學系，以英語取代中文授課，這是公開的祕密。在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下，本來的語言政策及背後原則，已一次又一次向現實妥協。所以，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檢視英語化的程度，有沒有過了火，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否名不副實 ，而非打弁言的主意，企圖修改或重新詮釋，進一步迫各學系去中文化。有關討論，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一篇文章 ---《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提出了好幾條重要法則，可惜，委員會視若無睹，連帶「哭中大」一文及相關討論的種種觀點，諮詢文件也避而不談，委員會的主席，根本沒好好履行責任，實在有負中大人所託。
為了中大，為了中文，為了中國文化的前途，我們要求委員會撤回文件，重新認真研究中大的語文政策。
(1) 新亞書院五十六周年校慶特刊 頁22
(2)《中大十年》頁44
(3)《中大十年》頁83
(4)《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明報月刊》七七年
(5)《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龍應台
哭中大
說英文的中文大學
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
去年國際化的文章結集
（圖片與舊文連結均為編者所加）
（本文曾刊於《明報》＜論壇版＞2006.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