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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船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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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頓爵士要在堅尼地道和船街之間的山坡興建一座超級大酒店(Mega Tower),遇到了居民、環保團體甚至是政府部門之間很大的阻力,認為會破壞維持多年,包括樹木、道路交通、空氣、人口和建築密度等的生態平衡;但亦有好些居民相信,大型發展可以帶來就業機會,活化皇后大道東一帶的經濟。

  一個銀元總有兩面,但我們是否必要跌入「保育vs發展」的二元對立思維裏呢?說到尾,最薄的銀元也不可能沒有厚度。或許,在城規會決定是否批准合和公司與政府換地興建Mega Tower的前夕,我們也湊湊興,借此思考一下我們這個城市在硬件和軟件兩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揚帆出海的哲學

  合和發展船街的計劃,早在一九八二年便已展開。在那個「利」無反顧的時代,發展就是天;最美麗的舊建築、最無價的海港、最溫馨的社區,還未來得及吭一聲就已被拆掉、填平、遷徙,再在原地蓋一幢幢有如暴君一樣其醜無比的商廈。可以想像,合和的計劃書直到九四年累積到九十三層仍可獲城規會批准。

  事實上,合和在重建區中只擁有一半還不到(即約五千方米)的土地,他卻提出一個總樓面面積達十六七萬方米的計劃書。總樓面面積的計算方法是以地盤面積乘地積比率(地積比率頂多可到十五倍),哥頓為何能夠弄出一倍總面積的設計來?原來,從一開始,合和一直擬以換地的形式納入那裏多達五千方米的政府鈄坡和里弄,整合土地,再在一整片的土地上興建大型酒店。這計劃得到政府同意,並於八五年刊憲,把該區規劃成「綜合發展用地」。於是,合和就繼續按照此面積規劃新藍圖。

  簡言之,合和正努力地透過換地,把建築面積擴至最大(哥頓認為自己已經較前節制);而反對者就努力地爭取城規會不通過酒店計劃書,使政府無法理依據與哥頓換地,把建築面積縮至最小。假如長春社向城規會提出的申請獲得通過,把現在被規劃成綜合發展用地中的政府斜坡重新規劃為綠化地帶;那麼,一切因發展過巨而引起的交通擠塞、屏風效應、阻礙景觀、砍樹、污染等等的問題,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也至少能消除大部分人的顧慮。

  這便是揚帆出海的哲學。風轉了,舵不能不轉。是的,假如哥頓十年前立刻著手興建那幢九十三層的巨塔,就像前土地發展公司一聲不響把包浩斯街市賣斷了給華置一樣,我們今天誰也沒話可說。然而,一拖十年,世界已變得不再一樣。近年流行「可持續發展」的論述,筆者一直相信不當教授去了耕田的文思慧博士所說,發展就必然是破壞,可持續發展只是減慢破壞的速度,讓發展可以繼續。然而,當世界仍相信要依賴發展來解決失業、貧窮等問題的話語時,誰會敢阻著地球轉呢?可是,這種發展卻必然要留有餘地,讓子孫後代還有呼吸和奔跑的空間;揚帆出海的哲學,就是有風,卻不能駛盡。

  筆者做人素來留有餘地,不忍直斥哥頓爵士「機關算盡」。每次這位老人家對著我投訴,我都只會重複一句話:「但世界真的已經改變了。」這位「灣仔之子」總是慨嘆人們在搞「灣仔公社」,可能他真的不明白,世界已經改變,一個市民要求以持份者身份去為所處城市謀幸福的公民社會正在萌芽。諷刺地,「公」民「社」會正是哥頓所一直追求的民主社會的理想模式。

居民成為持份者

  回顧過去一年的「Mega Tower風波」,我們固然可以視之為某部分居民基於個人利益而發動的一場反對運動,但因著他們的「說不」,我們無法不開始反思:我們是否還再需要一些君臨天下、一柱擎天式的廣巨高廈?我們是否應該「犧牲」一些「職位」去世代保存山脊線和海岸線?我們是否還要迷信「良好管理」而把一些本應可以自由坐臥、隨便發表言論的公共空間圍欄、守、上鎖?

  筆者不知道關注船街酒店的居民的反思會深入到哪個地步,但在過去一年的合作裏,我開始從居民之間的組織、磨合和互動中,瞧出一些令人振奮的發展。根據觀察,最初,居民只是從個人的關注出發,深入研究發展項目的每個細節,務求從各方面找出漏洞予以攻擊。數月下來,他╱她們成了城市規劃的「專家」,關注範圍和議題亦開始超越自己的家門,並學習游說(不只是投訴)、協商和聆聽不同意見。筆者來自反對運動,絕對明白反對運動並不必然邁向公民社會;假如人們為了捍自己的利益而寸步不讓,這個城市在軟件方面同樣不可能達致持續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十月底,灣仔區議會為了Mega Tower,先後舉行了兩場Town Hall Meetings(居民聽證會),讓發展商、居民、團體和政府部門在公開的平台上對話。第一場在在堅尼地道一間中學裏舉行,居民幾乎一面倒和合和唱反調;隔了一天,我們又在皇后大道東的街頭舉行同樣但是露天的諮詢會,有幾百人流連圍觀。不可思議的是,不但參與的人和意見都變得多樣化,連討論氣氛都突然鮮活起來。很多人帶著一大堆疑惑和反感前來或回來,但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溝通和互動,到最後竟然豁然開朗地離去。連先前非常擔心反對聲音會被其他意見「沖淡」的反對派,也高高興興地上了一堂很好的民主課。筆者不敢總結灣仔人是否已達成共識,但至少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意見不再是那樣的南轅北轍。

  如果哥頓爵士沒有拒絕出席第二場諮詢會,他就不會再把公民社會看成是公社了。

  最後,筆者必須為「灣仔之子」說一句公道話。平心而論,今時今日願意出席居民大會,借出場地跟反對他的人對話的發展商,大概也只有他一個。有時我想,換了哥頓是某治港集團,他要在船街興建火箭基地,我們大概也無可奈何。因此,不少反對哥頓酒店計劃的人都認同他個人。只是,灣仔同樣屬於所有灣仔的子女,大家都是灣仔的持份者,共同擁有灣仔;灣仔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能否持續發展、能否還有清風與藍天,大家都要共同討論、共同負責;有協商、有進退,才是這個城市、才是公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灣仔如是,香港也如是;從船街到西九龍,面對持份者要求「廣泛公開諮詢」的呼聲,特區政府又願意開放幾多呢?

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金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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