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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的個人:訪本土行動參與者﹝一﹞

頁四訪問大隻東﹝周﹞

子彈:訪大隻東

俄羅斯小組,是碼頭頂部那一班皇后碼頭守衛者的代號。 或者俄羅斯小組也太沉重了。幾個人,在保衛皇后危急關頭,被寄以一種期望:當絕食者、碼頭地面的守衛者都被清走後——即在整個拆遷過程正式宣佈啟動之時——,繼續死守碼頭頂這個據點,以時間換取空間,誘發輿論、動員,以至建制的各種可能性。外間看來,只是militant、mission impossible。

記憶中,某些朋友比較著緊清場時會面對的情況,清場當天在天台灑羽毛的大隻東是其中一個。 而因為工作關係,每週大隻東只能當值兩晚左右。但當情況越見不利,即使大隻東不在碼頭,家居門鈴、各式鐵鏈、看似裝置藝術實為繩梯的改裝街牌、繩床、以木梯改裝的起重裝置等各式出自他手的「架生」,卻悄悄進駐碼頭或顯或隱的角落,隨時候命。有點一廂情願地認為,他與運動一同成長改變。

認識大隻東的朋友,都知道他向來投入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的實踐。「朋友都說我其實最適合做『環境劇場』,因為我對周遭環境的觀察比較敏銳。而環境劇場的特點,就是要以身處的環境——而不是人——為主角。」「即使是對人的觀察和敏感,也是建基於某種防禦機制」。筆者問,是否有點誇張,他笑著說,「小時候有學障,其他小朋友在補習社做功課,六時走人,我卻要做到十時。我爸爸是養仔,來到香港才找回親生的家人;我爸賣雪糕,親戚家的爸一個做酒店,我自小的存在只是一種功能——用來凸顯他人的優秀。」他自喻非洲草原上的斑馬,要按地勢閃避突如其來的獅子老虎。

雖然bob dylan也唱過,「how many 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n call him a man」,在這份特刊裡,出現一篇太像八掛雜誌查家宅悲春秋的訪問,似乎並不恰當,亦不太能解釋為甚麼他的身影在留守後期逐漸清晰。分析上觀點上反對填海拆碼頭的朋友可以填滿幾個愛丁堡,臨近清場感受壓力而不敢向前多踏幾步的人也有之,大隻東不同之處,是他明顯做了一個抉擇:壓力越大,參與越深。

大隻東初時並不特別樂於加入俄羅斯,據稱是因為怕曬怕「立」。另外,他本來預備明年參與政府的「工作假期計劃」,以工作簽證到澳洲或紐西蘭工作一年,如果因為守碼頭而有刑事紀錄,申請過程便會出現變數。「一方面日子久了,自己評估碼頭上下的情況,大家都不是暴民,也無意為之,就放心了。但重點是,如果因為保碼頭這合情合理的事,坑了我的人生計劃,難道我還要有保留裝斯文地受政府的暴力侮辱?政府也許不知道,其做法形同訓練大批準繩的反對派,愚不可及呀。」他反方向解釋自己的抉擇。

「我一向比較擅長戰略、執生、即興,而這方面的需要,卻是到守碼頭行動的後期才愈更顯得重要。」大隻東說。

大家都聽過而九成九沒試過的俄羅斯輪盤遊戲,玩法是誰人倒運便要吃下槍裡唯一一顆子彈。初時未有八月一日前清場的期限,俄羅斯小組是時刻都要防備清場警察的來臨。因為人手不夠,每更只有兩人,在漫長的留守過程測試自己的運氣——俄羅斯小組因而得名,沒錯是有點悲壯。俄羅斯成員大隻東的例子不是示範單位。在俄羅斯輪盤這比喻裡,我們事先倒沒有想過的積極性:六人(左輪不也剛好是六發子彈嗎?)在碼頭頂,以信任和互相支援交織成團隊,堅守著碼頭這個歷史公共空間,成為靜候爆發力量的時機,以十足熱情感染他人的,一顆子彈。

文:周思中

頁四訪問聰哥周攝

混亂時疏離 獨處時激動:訪葉蔭聰

參與保衛皇后運動是偶然,我之前也很少這樣長時間地參與公共空間運動。我們在城市中生活,但可能卻對城市的空間、社區很疏離。其實我之前也對中環一帶的空間沒有很深厚的感情;但八個月以來在皇后碼頭的投入和參與,刺激了我自己對城市空間的敏感度,對人與空間之關係的思考也更深入。這不僅僅是民眾有權決定公共空間的使用這樣的問題,裡面也有情感因素。

皇后碼頭對於我來說,感覺就像家裡的老人家(比如祖父母一輩),早逝——在我開始有興趣認識他們的時候,就已經逝去了。我對他們的追思和認識,都多半是透過物件。我對皇后的感情也是在運動中開始,然而政府幾個月就要拆毀它了。長壽的人會逝去,我的子女可能沒有機會認識我的祖父母;但建築物的壽命本該是遠遠超越人的,可以提供更多的認識機會,這就是歷史建築、文化遺產的意義:對於與過去的聯繫,它所提供的意義比家庭更為深遠;「地方」(place)可以營造一種「真實」的關係與感受,彷彿可觸可感。

對我自己最大的難關,是七一那天皇后看煙花的經歷。那天警察推翻之前的承諾,想封閉碼頭,我們不想發生衝突,也不想退出碼頭,也不想碼頭封閉,也不願什麼也不做地留下。在緊急關頭,有些人會逃避決定,這讓我很急躁。當時腦中沒有別的,就想著要作出一個集體決定。這裡面有某些很簡單的集體行動sense(也包括經驗),甚至來不及分析什麼決定比較好。(按:結果本土行動沒有退出碼頭,而成功爭取碼頭開放,數百市民自動進入碼頭看煙花。)

香港的主流社會行動都是有距離、理性化的,可能我也是在那個傳統中出來的吧。在集體行動、集體情緒激動、陣式混亂時,我自己其實通常會比較疏離,抱持一種距離感,會退後一步想下一步會做什麼。我真的會在拉鐵馬時退下來,到後面與人商議下一步如何走;也試過特地找出會有機會被警察盯上的人,叫他們不要走得太前。這種理性的sense是自動的。通常情緒激動時,都是獨處的時候。比如一個人很疲倦地坐巴士回屯門,情緒會很激動:是清場的失落,一個事物自己剛開始有興趣認識,就失去了,那種傷感。我們整個運動都是以「地方」為中心的,失去碼頭簡單是失去重心。

(問:據說你在八月一日清場後,新題了一把扇面,上書「此仇不報非君子」?)是的。(笑:躲起來題些兇神惡煞的扇面?)是的,我是會這樣做的。沒有什麼特別意思。純粹表達一下憤怒。

文:鄧小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