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三篇放在都市日報之區選評論，算是筆者零三年參選後的自我文字治療：第一篇只是有關選舉日的思考；第二篇只聊聊數筆，一書區議員可以擁有、也是當年的一伙朋友的青春之歌；最後一篇是對蔡子強評論(泛民20年來最大敗仗)的不滿。希望可拋磚引玉。
1)星期日，選擇不選擇？
星期天的投票日將至，遍布大街小巷的區議員呼喚大家投下「神聖」一票，然而這一票到底有多「神聖」？它在放進票箱之前又經過怎樣的深思和熟慮？
當然，所謂「神聖」，指的正是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之際：一個公職，無論多麼微不足道的缺乏政治實權，只扮演地方行政程序一環、給意見的諮詢角色﹝即是區議會﹞，可是它的誕生也得仰賴人民來授權。這是城市共同體生活的民主理想：城市公民不接受其他意志的支配，人民只通過民主進行自治，這才配得上自由之名，而非陷於奴役的狀態。正是對這種「神聖一票」的認同，有些問題就需要我們在投票之前仔細想想，否則的話就褻瀆「神聖」了。
首先，有一種說法叫「專業回饋社會」，意指該候選人以某項專業為其賣點，可能是會計呀醫生呀，等等。可是，甚麼叫「專業回饋社會」？這句話語焉不詳。按一般了解，一個擁有某項專業資格的人，在踏入社會投身專業之後，如沒有轉行，其專才能力已是「回饋社會」、「貢獻社會」了，那麼，煞有介事地說自己的「專業」能通過區議員的角色來「回饋」社會，又是甚麼意思呢？這難道是指會計和醫生等專才更適合當議員？還是那個特定選區的「選民」因為獨特的地理因素而殷切需求某項特殊的專業？有趣的是，在這種專業的自我宣示底下，區議員這行當本身的「專業」之處卻沒有被正視。這當然是政治的技藝啦！包括公開演講、與人溝通、修習政治學、公共行政能力和民主素養等，缺乏這些能力，就算不上是「專業」的了。我倒以為，拿一種非關政治的專業來掛招牌，這反而顯露了自己的「不夠專業」。
其次，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中，政府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它找來了藝人名星﹝黃耀明、容祖兒等﹞鋪張地宣傳鼓勵「公民參與」，但必需要問的是：為甚麼我們的政府一方面不願意落實全面普選﹝立法會、行政長官﹞，另一方面又在沒有實權的地區議會熱情推動？為甚麼在政治上最重要、權力最大的公職產生方法上，人們不被賦予投票權，無法履行公民責任，但就著幾近花瓶式的地區政治諮詢機構﹝即區議會﹞，我們卻被冠上了那一再被剝奪的民主光環？
第三，保皇黨從一開始即否定落實民主的逼切性。這種主張無異於毀損了自己參選的基礎：如果民主不是重要的，那為甚麼作為區議會候選人的閣下，要在街頭忘情拉票？此等說法既否定自己正在從事的選舉活動，也否定了投票給你的人。
通常在忘記自己的位置也是通過民主而來之後，他們就會說自己其實是在做「民生」工作。然而，以推動地區上的「吃喝玩樂」和「專業維修」來自我定位，這種被看作是「民生」、「實幹」的作法，只是將社區的問題「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試問設計一座公園、興建一條巴士線，如何使用或活化區內的閒置用地又怎會不涉及「政治」呢？凡此種種都涉及分配社區資源方向和比重的問題，這完全是「由誰決定」的政治問題。就是說，「民生」也是政治的(political)。
至於民主派，最重要的是，怎樣把民主精神引入社區，如何把社區上各種公共事務的安排，交由居民參與、討論和決定。如果無法做到一點，那民主就會淪為幻影，它就鞭長莫及而無法貫徹於社區的公共生活之中。事實上，從灣仔、大澳，以至中西區，已經有當地居民站出來介入自己的社會事務，「民主」在那些地方早就超越普選的意涵了。
總之，星期日的空氣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它體現了公民自治的精神，也是因為這一天是我們思考和落實自由的重要時刻，它當然包括深思之後投下的「神聖一票」，也包括熟慮之後的拒絕投票，但只要追求民主的決心不在選舉之後止息，那自由的空氣在星期日後也不會消失。
2)在泛民的宏大和建制派的瑣碎之間
區選落幕，人們正在熱烈討論「大勝」和「慘敗」的因由，目光都放在「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成敗之上。一般的說法是泛民主派的「地區工作」不足，過度強調普選議題而不夠實幹；另一方面，建制派「地區工作」十分紮實，這是致勝之道。於是，在「成王敗寇」的邏輯底下，很多論者高揚建制派的地區策略，認為這才是適合於地方層次的地區工作。然而，這種說法預設了一個尚待釐清、值得商確的價值判斷，那就是：建制派的「地區工作」是好的。但到底什麼才是好的「地區工作」？它除了在選戰的意義上「勝」過泛民主派之外，到底「好」在哪裡？畢竟，泛民主派的地區策略不奏效，並不代表建制派的就是好。更何況，今屆區選仍有六成多選民未有投票，「未投票者」對當下兩方的不為所動，可能更值得關心地方民主的人們深思，不宜急著蓋棺定論。
在大量自我定位為「實幹」的區選單張中，我們可以看見兩種對「實幹」的演譯：一種當然是大搞蛇宴旅行團；而另一種則是候選人站在某個出問題的社區設施旁邊，然後愁眉苦眼的指著拍照，旁邊例必寫上一行字句：「成功爭取什麼什麼」。簡言之，就是「吃喝玩樂」和「地區維修」兩種。然而，這就是社區居民的全部需要和追求嗎？難道，我們需要的區議員僅是個辦旅行團的導遊和社區設施的維修員？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包辦「導遊」和「維修員」工作的自我定位，其實暗含著一種對當區居民的簡化：居民在地個事務上的角色，相對區議員而言，不過是個「旅客」或批評某社區設施不週的「個案投訴人」。
很多人說，這種只看重繩頭小利、「窄化」區議員角色的想像，是基於人們認識到區議員的職權有限。可是，在坊間的區議員，那些慣見的「成功爭取什麼」的宣稱，其實也遠遠超越了自身的職權，因為在馬路上增設一個半個「安全島」，或讓交通燈的行人時間延長一秒半秒，此等地區事務的決策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區議員的「爭取」工作絕不可能是從既有的權力架構來定位的，所以「職權太少」並不是區議員自我設限為「導遊」和「維修員」的充分理由。
事實上，社區上有很多事務都是不合理地、由上而下決定的，區議員不應該只是代表居民「被行政吸納地諮詢」，而是應該多辦討論會，組織居民關注事件，讓居民可以直接參與社區事務。例如，在公共屋村，面對著影响深遠的扣分制的實行，居民都處於被動位置；又或是在市區，針對夷平式推土機的四處出沒，成立一些由街坊參與的社區關注組就很重要；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天水圍，在今天強大的標簽效應底下，在迫令政府增加資源投放之餘，如何跟居民一同營造自我欣賞的認同感，又是十分重要，等等。凡此種種，已經超越了社區「導遊」和「維修員」的所謂「地區工作」，它涉及社區管制權力、社區規劃和社區文化認同等「地區工作」的想像。
無疑，在地區層次，全港性的政治問題(如普選)不足以號召更多的人民投入關心，但這並不代表泛民主派就要跟著自我定位為「導遊」和「維修員」，畢竟在全港性的宏大和安全島的瑣碎之間，有大量尚未開發、以社區民主為本的政治空間，任何自我的超越和改變應從這一大片地區的、中間的社區民主地帶開始。
3)缺乏政治學的政治學者
區選之後，人們都忙著解釋建制派的「大勝」和泛民的「慘敗」，其中一個被視作不証自明的關鍵概念就是「地區工作」。有一種強大的聲音認為：沒有「做好地區工作」，泛民所以敗陣；若要在將來勝選，泛民即要「做好地區工作」。這種陳腔，猶以中大政治學者蔡子強最為積極提出。可是，「有沒有做好地區工作」真的是核心問題嗎？
先看前灣仔區議員黃英琦的經驗，它說明了「有沒有做地區工作」不是核心問題，而是怎樣才叫好的「地區工作」。過去四年，她在自己的崗位上推動「地方行政民主化」，並落力實踐一種有別於傳統的地區工作，她認為：「區議會好被動，視野好狹隘，大家不慣談政策，最有興趣談康體聯誼撥款」；她說「與其搞嘉年華，不如做研究、出刋物或搞户外文化活動」，可是到今次，她決定不競逐連任，因為「留在原來的崗位，可能是困局」(明報十一月十八日)。由此可見，傳統的「地區工作」放在「地方行政民主化」的量尺底下，是需要被檢討和突破的範疇，它並非可以隨意拿來四處檢驗的。
另一個例子就更突顯出「地區工作解釋一切」的謬誤，那就是「地區工作」滿分、但僅以八十五票之微勝出的馮檢基。對於在紮實的「地區工作」底下依然受到重創的民協，決定辭任主席的馮檢基宛如墮進了五里霧而沒有答案，只能絕望地反問：「我們的政績可以一件一件數出來，但為什麼會這樣？」換句話，民協無端地踏進了「地區工作解釋一功」無法解答的範圍，但身在這個範圍者又豈止民協？
今天的政治評論者口中掛著「地區工作」一詞，像幼稚園老師手上的「白兔蓋印」一樣，迅速地在小孩子中間分出優秀和差劣，但這種粗疏並不適合拿來討論複雜的政治問題，它更不應該出現在政治學者的身上。
媒體上的政治學者為了在快速的資訊世界中應付渴求「即食」答案的記者，唯有炮製一大堆陳腔濫調。這是法國社會學者布爾迪爾(PierreBourdieu)的觀察，他在<論電視>一書中指出：「電視所產生的一個重大問題，便是思想和速度之間的關係。在迅速之中可能做出思考嗎？電視把發言權給予被認為可以加速思考的思想家時，是不是自陷於永遠只能擁有速思家(fast-thinkers)，那些想得比他影子還快的人…事實上，…為什麼在已經沒有人能思考的情況下，他們還能思考？」。也許，要問的是：為什麼當馮檢基和黃英琦都無法思考時，媒體上的政治學者仍可以口若懸河？
更大問題是，政治學作為一門系統地對政治問題作出思考的知識，它對政治問題的洞見，似乎在香港難有容身之地。隨手打開一本當代政治哲學書藉，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與作為政治動物的我們相關的、重要的哲理洞見。例如，今天的政治學者，忙不迭的以選戰上的勝王敗寇為前提討論區選現象之前，他們可以提一提風行於九十年代之後的政治學圈，有關「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討論。有關討論直指當下西方社會只達到「投票民主」的程度(其實「審議民主」對公民身份有著重大反省，但本文無法涉及)，但很多公共政策、重大的政治決定在未經「審議」和「慎思」的情况下拍板，公民因而無從真正參與「公共生活」、「掌控自己」。回到區選層次，我們無疑已達到了「投票民主」的階段，可是議員們缺乏實質內容的宣傳、競逐連任的議員為免新人曝光而拒出競選論壇的情形卻十分普遍，政治學裡「審議民主」的關懷可謂十分切中要害，但它們都只能靜悄悄地留在當代政治學的教科書裡。
誠如台灣政治學者錢永祥在談到政治學的重要性之際說：「落實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讓政治產生一個說理的動力，讓權力承受說理的必要性。」易言之，本土政治活動若要不陷於盲動、墮落，那就得從嚴肅對待我們的政治評論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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