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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若元講西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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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首在99年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時,我已堅決反對,至今已過了接近五年,一直只有我一人孤軍頑抗,天下滔滔,眾人皆醉我獨醒,到底一眾立法會議員和輿論在幹甚麼?

揭開整個計劃的真正面紗,可用二十字來形容:悖情逆理、不切實際、浪費公帑、揮霍無度、官商勾結。程度之荒謬,令人髮指。

本來,城規局早已規劃了西九龍填海區的發展用途,包括興建區域公園、商業和住宅發展用地、其他休憩用地,以及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並做了相當的前期工作。99年,特首突然在施政報告中發出指令,要從根本檢討西九龍填海區的用途,變作發展成一個世界級的藝術及文娛綜合區(早一年則宣佈要興建新表演場館)。這一決定比機密檔案還要機密,之前根本沒有做過任何諮詢工作,亦沒有進行任何可行性評估,便大張旗鼓地展開新工程。於是,原本發展用途的預備工作全部作廢,已判了的工程唯有賠錢解決。然後,曾蔭權以政務司司長之尊,加上他的小組,在主持政改之前三年,幾乎專注於為此計劃、策劃,以他們的人工計算,又不知浪擲了多少民脂民膏。

好了,特區政府要與國際看齊,決定採用Foster and Partners的設計,需要建設的主要設施包括三間博物館、三個演藝場館和歌劇院等,還有由Foster建議的一個龐大天蓬,另外准許地產商興建佔地500萬呎的商業樓宇。該天蓬加上其他設施的建設費,政府預計約需230億,但我相信一定不止此數,而且還要預備文化基金填補虧損,結果整個計劃約需花費300-400億。這筆巨款其實全部從那些商業用地地價而來,換言之,這亦等於是直接減少了庫房收益。

所以,政府之錯,錯在有三:第一.不認真計劃西九龍填海區的用途。要知道,這塊土地的面積,約等於兩個尖沙咀,是香港非常罕有的資產,特首不可以說做甚麼,便做甚麼,應該要諮詢全港巿民的意見。

第二.採用Foster的設計。Foster畫的則,全球最貴,如當年匯豐總行用了55億,至今仍保持健力士單幢建築物建築費的紀錄;香港國際機場比上海浦東機場貴十倍。

第三.胡亂興建不必要的設施。有人說香港的演藝場館供不應求,從紅館申請常常爆滿便可證明,所以需要建設三個演藝場館。可是,紅館申請不到,只因它的訂金十分相宜,因此主辦演唱會的機構無論如何會把全年檔期訂滿,爭取表演可能。其實每年有演出的時候一半也不到,至於體育項目,則基本上欠奉。另外,大球場每年起碼有九個月時間用來養草,只要花數億來興建隔音設備,便可舉行演唱會,令附近住宅不受騷擾。因此根本不用加設新的表演場地。

事實上,香港對演唱會場地的需求,有減無增。八十年代,譚詠麟、張國榮和梅艷芳唱片銷量驚人,每隻碟起碼賣三、四十萬張,現在的歌星能夠賣碟三、四萬,已經是非常優秀的成績。我們整個唱片和電影業,全面崩潰,今日演唱會的觀眾來自昨日購買唱片的歌迷,以今日唱片銷量來看,來日演唱會需求實在成疑。除了對演唱會的需求外,特首希望利用文化中心和演藝廳來進行交響樂、歌劇和芭蕾舞的演出。這些都屬於精緻文化,要經過學習,才懂得欣賞,香港缺乏這樣的歷史文化傳承,難以吸引觀眾,真正懂得和感興趣的人,也會選擇去倫敦、紐約和維也納。這些地方的學生自幾歲起,便學經典音樂和繪畫等,以培養對精緻文化的欣賞,我們憑甚麼跟別人相比?香港大部分學校的音樂堂和美勞課,只是用來點綴;香港每年舉辦的藝術節,政府大量津貼;文化中心的表演,數百個位也坐不滿,縱然是雪梨歌劇院,也是大部份時間騰空,香港憑甚麼認為能時時邀請到世界級人馬來表演,又吸引到香港人或自由人去看?結果這些建設,都必淪為餵老鼠之用。

此外,興建三個博物館可以放些甚麼?人家每個博物館,都是由小規模開始,或由收藏家捐出私人珍藏,逐漸發展成大博物館,如倫敦博物館和羅浮宮博物館,都經歷幾百年積蓄,而且大部分是帝國時期搶掠而來。就算是上海博物館有文革時期充公的財物,水準仍低,所藏青花瓷器不值一看。世界著名博物館放的珍藏,在拍賣時競爭激烈,每件動輒數千萬至數億不等。一度是美國首富的Paul Getty,傾盡家財,建成Paul Getty Museum,到現在也不能和人家相比。目前,我並未聽到本港有任何人捐獻私人珍藏,亦沒有人設立大型基金為未來博物館購置藏品,香港有甚麼展品,可填滿三間博物館?由零開始,用公帑購買,如中央圖書館般,其藏書質量及數量,尚且令人失望,由此可見收藏的難度。

其實,香港要建博物館,應先從收藏香港歷史文物入手,未學行先學走,後果可以預料。三間博物館和三個演藝場地,佔地250萬樓面呎,等於五間康樂大廈,加上其他建設,便浪費納稅人300-400億。而政府每年削減綜緩的3億多,大概可用來支付康樂區一百分之一的費用。由萌起此計劃念頭的人,到設計者,到不提出反對的人,他們的頭腦到底怎樣形成?實在應送去青山檢驗!

摘自<網政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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