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alzer紐約時報書評文章讀後感 阿丙
“Just and Unjust War” 作者Michael Walzer 在紐約時報書評寫了一篇題為”正確方向” “The Right Way” 的文章，就美伊戰爭反戰人士提出的反戰理據作出了討論。Walzer 將反戰聲音劃為兩大類，第一類的反戰觀點認為，伊拉克侯賽因政權並不是特別醜惡，並未對鄰國構成重大威脅，而伊拉克發展與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企圖，跟其鄰國亦無二致，若然各國武備升級，亦自能透過常規阻嚇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達致軍事上相互制衡。
Walzer 對此論調不表認同，認為此論調一方面漠視侯賽因政權的暴虐兇殘，從而姑息侯政權繼續壓制異見份子、屠殺庫爾德及什葉派回教徒、以及威脅科威特、伊朗、以色列等鄰國。另一方面又忽略軍備競賽將會帶來的惡果，設想配備核武器的以色列戰艦巡戈於地中海及印度洋是何種景像，同是叫人擔憂。
Walzer 認為反戰的正確方向，是先認清及正視侯政權的醜惡暴虐，從而作出監察與制裁，然而自91年波斯灣起對伊拉克實施的制裁，正面臨三大困境。首先，對伊的經濟貿易制裁，除了對侯政權帶來壓力，亦導致伊拉克平民生活需要的嚴重匱乏。這既是禁運，亦是侯政權資源調配的結果。第二，伊境南北的禁飛區，雖有效阻止侯政權對庫爾德族及什葉派回教徒的壓制，卻為美軍帶來長期的風險及營運負擔。第三，為監控伊拉克軍事設施，聯合國武檢團將要無止境地進駐當地，而為了脅迫侯政權合作，美軍亦要長期部署其邊防，這樣對聯合國與美軍同是長遠及沉重負擔。
免卻此長期沉重負擔的一個方案，是透過軍事行動將伊政權更迭。這是短痛代替長痛。籍戰爭解除禁運，美軍進駐及聯合國武檢團長期檢查。
Walzer 指出，人們常說戰爭作為解決紛爭的「最後手段」，此「最後」是可圈可點的。最後是一個形而上觀念，這世上沒有絕對的最後，而反戰的正確方向正是從最後以外尋找替代戰爭的方案。Walzer 提出的替代戰爭方案，是建立一套以國際合作為基礎的國際體系，透過監控與規範，從而達致制止侵略、種族清洗、武器擴散等危害全球安全的國家行為。此體系成功的先決條件，是各國真誠合作，拋棄個人私利，以全球福祉為思量的最大前題。
Walzer 文章發表於三月十三日，一星期後，美方宣戰 (解放／侵略)。
從某角度而言，美國放棄了(或扼殺了)Walzer 倡導的國際合作模式，拒絕透過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去處理糾紛。而選擇透過自身，或自願聯盟 (弔詭的是，這是恫嚇式的自願聯盟) ，為國際秩序訂下規則，為國際規範劃上邊界。
也許從美國的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sm)角度，他們並沒有完全摒棄Walzer 提倡的國際體系企圖達致的理想，只是聯合國模式教他們失望，他們便只有「義不容辭」地建立另一個凌駕國家主權的系統，以制止侵略、屠殺與武器擴散，雖然監控的對象不包括美國本身。
誠然，今次美英出兵的目的、手段與途徑跟Walzer 提倡的美好圖像有分別，然而其背後理念與運作模式卻不無相同。美國出戰伊拉克的一個重大政治含意，正是其凌駕 (別國) 國家主權的高度宣示，戰爭標榜的，不單是新研發武器的展示，更是運作這些高科技武器背後需要的完全資訊，對敵方環境的全盤掌握。在此背後宣稱的，是一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借鮑曼 (Zygmunt Bauman) 對現代社會的全景監獄式隱喻，這是一種監控與被監控的社會關係，監控者對被監控者作出無處不在的監控卻不被看見，被監控者可揀選屈從或因拒絕屈從而帶來的懲罰的選擇自由。而以此衍生的正是自由人與不自由人身份劃分的一種手段，階級身份定位的一種指標。
亦誠然，美伊戰爭後的國際秩序跟 Walzer 的美好景像是有分別的。Walzer 的國際體系也許能更公正地對待侵略者，如更能懲處長期侵佔敘利亞、黎巴嫩及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又或更能大公無私地看待國家內部壓迫，如俄羅斯的車臣、英國北部的天主教徒或中國的西藏。只是透過監控而達致的秩序就是理想的秩序嗎？當我們越益明瞭國家作為翦除差異，消除個人獨特性，剝奪個人自由的機器，我們還要將此機器無限擴大，將監控權力再作伸張嗎？
也許我們更應回到起點，看清是甚麼弄致現今國際關係的緊張，甚麼導致北方長期焦慮恐慌，而南方長期無助絕望。也許我們更應看清恐怖主義的真面目，看清每個「恐怖主義者」面紗背後，是甚麼傷痛經歷，是甚麼社會境遇，叫他們掉進無止絕望，選擇以焦黃作為告別生命的輓曲。也許我們應當記取阿倫特 (Hannah Arendt) 的提示，公共的基礎是不用糾纏於飢餓與貧窮。讓我們質疑，為何白人祖先透過武力掠奪的土地資源，會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而被掠奪者，只剩尊重產權繼承，接受合約精神，從而變得一無所有的權利。讓我們質疑，為何國際貨基金 (IMF) 強迫第三世界國家的方案，教他們面臨經濟崩潰，國家破產之苦之同時，其方案為何唯獨不強加諸美國，這最大的負債國，倒任其繼續揮霍，傾注巨資於毀滅的工業。讓揮霍的繼續揮霍，讓貧窮的更加貧窮。也許我們更應記取波柏 (Karl Popper) 的忠告，不要讓愛和恨蓋過我們的理性，平等與自由本是達致群體共融的理想，可現今卻淪為階級分野，國族分野的鮮明座標。也許我們更應質疑現今資本主義的孖生兄弟「擁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讓我們徹底思考擁有到底是帶來了富裕還是匱乏。讓我們質疑對無止盡財富積累的追逐到底是不是成就，還是一種病，一種沉溺症，如同酗酒。是否應勒令充公其部份財富以減輕其病情？也許我們可以有很多想像，而我們同樣需要更多實現想像的空間。
注：此文寫於美侵伊後數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