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式行政主導的特色，是由管治水平低下的官僚，越徂代庖地將他們的理念，視為金科玉律，以為可以點化愚民。以西九龍為例，負責制訂政策的部門，曾經有給政策選項，讓有關人仕討論選擇嗎？梁文道在這篇文章，說明了 . . .香港式行政主導的特色，是由管治水平低下的官僚，越徂代庖地將他們的理念，視為金科玉律，以為可以點化愚民。以西九龍為例，負責制訂政策的部門，曾經有給政策選項，讓有關人仕討論選擇嗎？梁文道在這篇文章，說明了政策制訂和實施的民主化的重要，並且指出了爭議當中的幾個關鍵環節，讓讀者一睹箇中深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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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從政府初步宣布計劃以來，歷經多次爭論，每次幾乎都在政府單邊的強烈意向下，強行挺進，迅速過關。一開始是九九年，政府宣布要把西九龍那塊面積有兩個尖沙嘴的新填海區建成一個文娛區。其根據是幾項顧問報告和內部研究，但這些基礎調查從沒有全面向公眾公布，也沒有經過社會輿論的反覆辯證。接下來就有一場規劃比賽，定下了一點八的地積比率和天幕設計的方案。當時就有很多爭論，例如諾門．福斯特爵士設計的天幕究竟是一個規劃概念，還是一個偷了步的建築方案。如果規劃比賽的目的是對整個區域的使用和運作提出一個可行方案的話，怎能把一個明明是建築硬件的設計也加進去？可惜，這個爭論也是在政府沒有明確答覆的情況下被匆匆略過。
去年，新一輪討論的焦點是整片西九填海區應該交由單一財團發展，還是分拆給不同的企業分別興建。政府提出了幾個理由說明單一財團發展的好處，但沒有一項是必然成立的。例如用蘭桂坊為模範，說由一個企業規劃一片區域較有整體感，卻明顯忘記了區區兩三條街的蘭桂坊，和有兩個尖沙嘴那麼大的西九在規模上的差別。更嚴重的是政府也無法說服大家，為甚麼不把西九分區拍賣，以所得收益去營運興建西九半島尖端的文藝設施。最荒謬的理由是拿一個本來就帶問號的天幕當盾牌，說分拆興建怕天幕最後合不攏！
如今政府以不合規劃概念要有天幕為由，踢走了太古；卻把同樣違反規劃比賽定下的地積比率的三個財團請進門來。而且政府不要求三個入圍財團公布財務安排，就要公眾在不知道未來那些文娛設施如何可能有足夠經費運作的情形下，在三個月裏去給意見（而非最初宣布的六個月），這豈不是強人所難？
簡單看過整個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決策經過，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前言不對後語，又沒有合理的解釋（例如公眾諮詢期的伸縮）。在提出一個方案時，不多構思幾個不同方案讓大家選擇（例如在私人營運文娛區外，可否考慮法定基金會的形式）。有時為了行政效率，犧牲掉必要的政策研究（例如曾蔭權反覆強調香港需要一個新地標，愈快愈好，卻無法說明原因）。又有時為了方便行政協調，把公眾知情權甩到一邊（例如不公布三大財團的財務安排，而這卻是整項計劃是否可行的關鍵）。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決策錯失，當然是管治水平低下的明證。要避免類似錯誤，我們不應把管治能力視為單純的行政程序議題，而要擴大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所謂民主，不只是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的普選，更包括了政策制訂和實施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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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