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 - 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著，徐昕/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公共知識分子卻是一種現代職業。

美國當代法學家、著名公共知識分子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曾經就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進行過社會學研究，並寫成了《公共知識分子 - 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一書。波斯納定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一群關心政治、社會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的知識分子，並經常地在公眾媒體發表議論，如發表文章、參與電視及電台的廣播和演說等，波斯納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裡，知識分子實際上是一群使評論/知識商品化的生產者，透過公共媒體生產及販賣評論/知識。波斯納引述了大量曾在美國媒體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演說和出版，指出一般公共知識分子的曝光手法，通常都只會依靠對一些突發性社會事件發表議論，如海灣戰爭、彈劾總統事件等，正正都是公眾所關注的。公共知識分子投公眾所好，「生產」評論/知識，本質上是依循著市場供求規律而行。

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波斯納認為現今的公共知識分子大都不能為「評論/知識」生產市場提供「優質」的產品。首先，公共知識分子的評論大都呈現出簡化問題的傾向，藉以能更快捷、更簡短地回應突發事件，滿足公眾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隨著學院知識專門化，一位在自身學術範疇有深厚學養和精闢見解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會在一般公共事務上顯得無知和愚昧，例如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經常批評美國政府的國際政策，但波斯納卻指出這些意見都不過是老生常談的說法，對問題的核心根本沒有觸及。波斯納又認為，由於這群評論/知識生產者的產品是一種「信用品」而不是「檢驗品」，也就是說，市場裡根本沒有有效的機制去檢定產品是否「優質」，甚至乎甚麼才是「優質」本身也沒有標準，公共知識分子大可以肆無忌憚地大發空談謬論，當所作的評論或預言獲得兌現，就大模斯樣奪取評論/知識生產市場所給予的利益；若言論落空，市場裡也沒有「秋後算帳」機制，他們仍然可以退回學院，捧著「鐵飯碗」(tenure)大快朵頤，亦無愁生計，當市場消化了對自己不利的消息之後，便可以再戰江湖。因此，對知識分子來說，「公共知識分子」根本就是一行毫無風險的職業，跟當政治家(politician)大有不同。波斯納斷言，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實際上是「品質」的衰落，而不是影響力減退或知識分子道德的衰亡。

從歐美的語境來看，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始於十九世紀末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一種敢於向強權說真話的批判精神。在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對峙的時代，敢說真話會被視為知識分子道德良知的體現，可是，過分強調「敢言」很容易讓知識分子淪為「口號」生產的工具。自冷戰結束以來，人們沉醉在福山式的「歷史終結論」，所謂「向強權說真說」只不過是歷史主流內部的小騷動，已再沒有火紅年代的激情(當然，近年恐怖主義抬頭、「中國威脅論」興起、以及軍國主義的可能復辟等，似乎正好向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作出現實的回應，但顯然亦無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在自由主義社會裡，「敢言」是知識分子走向公眾的必要條件，但「在公共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Public)並不等同於理想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根據波斯納的分析，現今大部分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都只是「在公共的知識分子」，「敢說真話」只能讓他們走向公眾，而沒有令他們贏得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

 問題出現在哪裡？薩伊德(Edward Said)曾經說過，知識分子需要保持著一種流亡(exile)精神，意思是説知識分子要避免依存在任何建制中，這樣才可以有效地向建制強權說真話。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我們怎能夠真正離開建制？極權主義時代知識分子的抗爭都是在民間展開，但現在的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在建制之中才能獲得公共性，正如波斯納指出，公共知識分子以大眾媒體為戰場，寫專欄、上電台、公開演說，無一不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制肘。如果我們要求公共知識分子要對公眾發揮影響力，他們似乎無可避免地要讓評論/知識生產成為一種娛樂表演：迎合或反擊主流意識形態，並在此立場之上加大力度，變成一種「闡釋真理」的表演。例如主流意見是要求民主，公共知識分子便在「應該爭取民主」的議題上大造文章，使「應該爭取民主」成為一種仿似先驗的「真理」；又例如社會的主流價值是「中環價值」，公共知識分子便刻意鋪陳反對的論調，再讓它成為一種「流亡式」的「真理論述」，並以反抗主流為其賣點。這並不是說公共知識分子故意扭曲事實以迎合大眾市場，而是在評論/知識生產的市場運作下，根本沒有空間容許他們將問題「問題化」(problematize)，他們必須儘早建立一種聽起來合理而又動聲的論述推出市場，才能及時造成輿論，對公眾產生影響。於是乎，簡化問題、將事件「典型化」(stereotyping)、製造口號式評論、硬套錯套文化理論等表演技倆便紛紛出籠，其目的都只是讓大眾欣賞到一場精采易明的應時演出。

當然，不是所有希望在評論/知識生產市場「混飯吃」的「公共知識分子」都遵循這種表演方式，深入挖掘潛在問題和創造新知識仍然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但吊詭的是，要「問題化」問題、顛覆固有意識形態、創造新的知識體系，便注定要令論述變得複雜，在公眾之中根本沒有市場，因為對一般人來說，其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太高了。結果，生產複雜論述的知識分子就注定永遠不能走向公眾。 

看來，薩伊德所講的流亡姿態，正好形成了一種知識分子的二律背反：知識分子應該流亡，這樣才可以逃避建制的操控，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但同時知識分子又不應該流亡，因為流亡就表示他們從此失去了向公眾表演的舞台，完成不了知識分子的責任。

我們或許可以在此勾勒出一個香港知識分子的粗糙圖像：第一類是傳統學院學者，一直也走不出象牙塔；第二類是媒體和體制內的「公共知識分子」，主要負責生產「品質低劣」的評論/知識；最後一類是自我流放的所謂「文化人」，放棄或進不了公共性舞台，於是淪為無聲一族。學院、市場、建制、流亡、公共性、道德良知……一大堆定位夾纒不休，到底哪裡才是現今知識分子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