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極左政治黨團社會民主連線率眾，衝入替補機制公眾咨詢會場，干擾公共秩序；並借民主自由大義而唯我獨尊，膨脹自我表達權利，扼制他人表達權利，此等過激行為只會供有心人士口實，用以抹黑所有公民運動，且更令人民對民主自由有疑慮和反感，無助穩定有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實現。謹予以讉責之。

對於替補機制政策，我起初是詫異決策者及政策顧問對投票制度的基本認識（不同一於名單替補，最大餘數法有違比例代表制），而且以「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為由，連公眾咨詢都略過，不能接受。經過大學教授聯署、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的聲明，已令政府有明顯讓步，包括改同一名單替補，及三個月的公眾咨詢。此似乎證明，社會並不如學者陳雲所指，一切體制內改革和申訊渠道已失效，而須透過激烈的民眾運動，訴諸武力。

公眾咨詢，是中立字眼，任何持正反意見的人都可在會場內，以平和溝通的態度，提出建議和批評，我不解的是有政黨和民眾，假民主自由之名，搗毀用來自由表達意見的場合。我們在會場內，更應該討論若同一張名單並無下一號候選人，如何替補得不扭曲選民意志，又或選墿不替補，改由直選又如何改善從比例代表制轉向多數決制所造成的民意代表比例偏差。這種深度問題，不是單憑高舉民主，靠指摘剝奪選舉權來一筆帶過，茍且在非黑即白的表面層次。

香港的社會運動人士，從來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加了「非粗口」)，作為道德光環。但一直以來，他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都仍被一介犬儒之民視為激進暴力。

可知現今民憤已到達一個地步，連口口聲聲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眾社運人士，也開始改口，認為「遲早一鑊大大鑊」、「遲早暴動」，坦言不諱。

不要以為這會使當權者恐懼和反思，反而，他們只會更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反對派。

昴山素姬曾說：「假如我手上有槍，就容易使我用開槍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道理和道德去戰勝別人」(類似意思)，藉以解釋她反對暴力的理由。

我不同意。

六四事件中北京學生就恃著自己「手無寸鐵」和「非暴力」作道德光環，而下場就是：死！

保守犬儒的人總是對(別人) 「手無寸鐵」和「非暴力」情有獨鍾，恨不得抱著他們打個「茄輪」，到「手無寸鐵」的人犧牲了，那些人就低著頭竄逃，你死你事。

回想多年前韓農到香港示威，反對全球化對農民生計的影響。當他們還是三脆九叩遊行示威時，搏得港人稱讚，從來沒有人罵他們阻塞交通、浪費警力、激進、有政棍操控等。即使最後在會展中心外與警方「埋牙肉搏」時，其所用的暴力也不到他們在韓國用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在追問：「群眾這樣拉鐵馬衝防線仍算是和平理性嗎？」雖然並不存在武鬥、搶掠之類的攻擊性行動——黃宜弘頭上的水樽是極之個別的事件，但如此衝突的動作和場面又很難說得上完全符合和平理性的意象。話說回來，完全的和平理性似乎不容易達到，它要求的不僅是非暴力，而是無條件避免任何衝突，亦即服從所有由警察部門發出的命令、安排和防線。此一情形下，諸如靜坐留守政府總部，而最後被動被抬之類的行動模式，今天都會被冠以「過激」、違背和平理性的標籤了。

學術研究中，社會行動的模式多種多樣，難以用「和平理性」四字來捕捉和概括。若視之作唯一尺度，將無可挽回地遭遺漏忽略很多相關元素，錯失閱讀不同層面的社運邏輯的能力。不少評論人便將擲水樽、粗言穢語、移開鐵馬、馬路靜坐和包圍立法會等差別極大的情形混為一談。難道人們真的相信上述行為皆是同一類的東西？拋出的水樽和粗口——暴力和非暴力——真的沒有區別？當然不是。真正發生作用的其實是語言的貧乏，人們缺乏充分的語彙描繪形形色色、性質相異及棲身非暴力範圍之內的社會行動，最後落得連暴力和非暴力之舉動都不加區分、並列而談的下場。因此，若要掌握目下情况，首要任務便是豐富我們自身的語言工具箱，讓現實中的社運之不同細節得以描繪。讓筆者從跟和平理性風格迥異的直接行動談起（Direct Action） 。

(我們可以從此例看到和平、理性、非暴力如何被用作為暴力霸權中共作開脫,其中凡的思路和關啟文在回應2.15遊行中的刻意「去意識形態化」的原理是如出一徹的,不論中共是不是用武力,只要學生曾有使用武力反抗,學生就是暴徒;不論中共做的是不是用合理,只要學生曾有不理性的行為,學生就是不理性; 不論中共(對國民)是不是愛好和平,只要學生曾有用非和平的手段來對抗,學生就不是和平;;不論中共是不是實行民主制度,只要學生的手段當中有不民主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