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集合時候的油麻地港鐵站,水靜鵝飛
(獨媒特約記者歐輝報導)今天上午「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工聯會屬會)」臨時取消到「職工盟」總部抗議的行動。該會原定今天上午到職工盟總部抗議,協會指職工盟支持外傭可享有居港權,為「幫外傭去搶香港人嘅飯碗」、「簡直係出賣所有香港打工仔既行為」。記者提前到達集合地點(油麻地港鐵站A1),守候逾半小時,卻絲毫不見任何行動痕跡。原來協會理事會決定暫押後是次行動,日期未定,卻完全沒有公告。
有見抗議行動不成事,我們即移師至職工盟總部。職工盟因得悉是次行動,於昨日傍晚召開會議討論應對,副司庫鄭清發亦於總部嚴陣以待,豈料是次行動不了了之。鄭清發先生就是次行動及外傭居港權案有以下回應。
外傭在香港,搶了什麼飯碗?
外地傭工於香港已有逾25年歷史,其存在是出自本地家庭的需要。反觀外傭人工低、工作條件差,其實「外傭搶香港人嘅飯碗」此言不成立,原因正是本地傭工與外傭其實是面對不同的市場。外傭付出了勞力,讓20多萬家庭少為家務費心,我們應該做的,該是道謝、協助外傭改變工作環境;但我們在做的,卻是視之為敵,然後鼓吹歧視。
在大家因為外傭居港權議題而紛紛擾擾的時候,
可否停一停,想一想,
那些從小讓外傭眠乾睡濕地帶大的孩子們,
現在,他們想說,一些故事......
(歡迎大家向你的親朋戚友廣傳此片,並加上你的感想吧!謝謝)
影行者 致意
2011年10月1日
外傭居港權的爭論,政客製造民粹恐懼,借市民的階級和種族偏見,鼓吹排外的政策,並以此作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手段。他們更不惜邀請北京釋法,進一步削弱港人治港的政治權。
此等民粹政治,破壞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社會關係和關愛。當一個社會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出賣與自己一起生活多年的伙伴,其道德民風,只會不斷的潰敗。支持外傭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不單是對法治的尊重,也是仁愛與公義的捍衞。
本報導邀請了著名音樂人周博賢、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電台主持及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及一名外傭僱主余振雄傳道,分享其對外僱及對外傭爭取居港權申請權的觀點和評論。
昨天「愛護香港力量」發起「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一群青年人在網上得悉後發起狙擊行動,被警方以鐵腕手段拘捕。
自新任警隊一哥曾偉雄上場,警方對付示威者的手法愈見粗暴,亦動輒大規模拘捕。但昨天警方的手段,是史無前例的惡劣和橫蠻。

出發前已有便衣在港鐵站內監視狙擊青年
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在《星島日報》撰文,為「外傭官司」尋求人大釋法辯論。又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嚇人數據,把邀請中央插手香港內政合理化。假如政府真的因為這件尚未審結的官司提請人大釋法、甚至令中央主動釋法,那麼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將又會再被削弱敗壞。
人大釋法沒錯是「合法」的權力,但法治不單是說誰主權力的問題,更要考慮法治的精神何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曾歸納出法治的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
史醫生在文章中言「香港作為法治之都,讓法治處理居留爭議是無可厚非的事,但當對法律條文有不同解讀時,使用人大釋法來解決紛爭無疑是有效而合宜的方 法。」曾我們細讀史醫生的立論,不難發現他心中所認為的「法治」,只是低層次的「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而已。當大家細心留意這次「外傭官司」,當可看 出要處理的應是法理問題,但政府、以至政客卻是在處理政治問題,並以「法治」為幌子,鼓動了仇外情緒。
一國兩制成空談
早就說過,香港人看待政治就只有一腔快來快去的情緒,而沒有半點冷酷的分析和思考。香港有仇外的右翼,也有高談人道主義的左翼。面對菲傭挑戰基本法,他們口水橫飛。但無論是仇外右翼的惶惶不可終日好,還是理想左翼的義憤填膺好,都是情緒行頭。但技術上的細節、大格局的得失,卻是乏人問津,斯人獨憔悴。
菲傭來香港工作之合約,謂其即使工作滿七年,亦不可申請成為香港居民。此與基本法之相關條文精神違背,於是引來菲傭挑戰,是法制所容許,還有甚麼好吵?但不要忘記菲傭所執著者,不過是申請權,並非居留權。政府敗訴了,技術上也不等於五十萬菲人立即入藉。當菲傭申請來港之限制與白人、黑人無異,那又有甚麼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香港早就被白人黑人踩得陸沉了是不是?還是我們只是感情上不欲與菲人為伍,讓僕人堂堂正正「登堂入室」?
目標:「人大釋法」在輿論層面合法化
(獨媒特約報導)奧巴馬前幾天探訪密歇根州電池廠時發表講話,談及經濟危機,不點名批評共和黨和茶黨阻礙調高國債上限法案:「我想所有人明白,問題不是我們沒有解決辦法;問題是,同伴在玩政治遊戲。」(But I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here,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we don’t have answers. The problem is, is that folks are playing political games.)這句話,似乎可套用在香港居權爭議。坊間除爭拗外傭應否得到香港居留權以及其影響,另一焦點就是政黨的口水戰,即「斷送法治VS大狀禍港」。更神奇的是媒體播出的外傭訪問,大都得出「外傭希望來港定居」的結論。但獨媒記者在周日隨便訪問一些外傭,卻發現他們最重視的並非居留權,而是背後牽涉的不平等問題。
十月五日早上,從新聞知道變性人婚權的司法覆核案將於當天宣判,我與友人屏息靜氣,回來瀏覽即時新聞。十時許,收音機傳來壞消息—— 「司法覆核敗訴」。我在○七年曾經興訟,就廣管局對香港電台《鏗鏘集》發出強烈勸喻抱不平。因身繫官司而忐忑不安,我甚有同感,對於訴訟勝敗的執著,更有切膚感受。如今,爭取變性人婚權的第一仗雖敗陣而還,但它卻驅使輿論放下獵奇心態,正面認識跨性別,總算為這個絕不平坦的平權運動添加動力。傳媒近日追訪多名變性人,翻開一個又一個綻放頑強生命力的故事。縱然各人命途有異,但都在生命的某一個關鍵時刻碰上同一個他——袁維昌醫生。
接受外科訓練的袁醫生一九八七年在英國學成歸來,首數年服務於瑪麗醫院,九二年轉到律敦治醫院,並一直懸壺至今。他憶述求學時從沒想過會替人施變性手術,亦未有機會親身觀看這類手術過程。「當年念外科,不像今天那樣拆分仔細,變成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外科專科;我基本上什麼都要讀,掌握了技巧,無論用於頭還是腳也是一樣貫通的。」八七年,剛好學成回港,袁的上司泌尿科專科醫生黃國基便指派他負責一宗由女變男(female-to-male,或簡稱FTM)的變性手術,萬料不到的是,這次手術使袁醫生與跨性別群體結下不解之緣,亦令他走上一條「不尋常」的醫生生涯。
高等法院於9月24日頒令,拒絕紫田村村民申請司法覆核地政總署署長發出的「遷出通告」;經傳媒報導後,引起很多市民特別是社運人士不滿,認為判辭中法官把公屋居民的利益與紫田村的利益對立起來,分化基層社會。本文將對該判辭作基本分析,希望有助大家彌清判決,重新將議題聚焦,為未來各種收地戰作好準備(1)。
報導錯了
報章報導的基本事實錯得嚇人;胡亂剪裁法官的判辭,幾近老屈;甚至陰陰濕濕暗示村民貪得無厭。例如《明報》(2),先指村民各自收取了賠償金,再說:「法官指出,明白申請人覺得為社會需要而犧牲,理應得到更合理的處置,但香港房屋需求大而資源不足,收地前政府已作適當諮詢。法官又指村民的住所本非合法建成,也是政府發放特惠津貼時的考慮因素,假如村民不滿賠償,仍可到土地審裁處要求評核賠償金額。」
香港人權監察:判決未反映聯合國權威意見 期望上訴能更維護民主人權
2009年12月10日聲明
香港人權監察發表聲明,對今天法庭就功能組別公司票(又稱團體票)選舉辦法的判決,未能反映聯合國監察機構對功能組別選舉辦法違反人權的權威性意見,因而表示質疑。我們期望該案上訴時,更高級的法庭能按照憲制中的民主普選和無所歧視等國際人權標準,推翻公司票和功能組別小圈子特權選舉制度。
儘管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屢次強烈批評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違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多項條文,充滿了無理限制,違反了普及而平等的原則,給予商界過大影響,以及無理地歧視不同階層的選民[1] ,可是,社民連兩名成員,就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是否違反基本法提出的司法覆核,今早卻仍被高等法院駁回。
法官張舉能在判辭中雖確認《基本法》第廿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憲法規定,卻沒有堅決加以維護。香港人權監察對此表示失望,認為判決有不足的地方,並期望有關人士就此判決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