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ZhouZhou 2010-10-5
現在的艾曉明老師更多地是以何種公眾身份被我們所認識呢？一個公民？一個社會運動家？一個紀錄片作者？一位學者？還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對比她前後期的紀錄片，我們似乎會發現她的關注點從性別問題越來越走向了公民運動的領域，而這是否能說她從一個女性主義者“變成了”公民運動家？
事實上，她的女性主義運動與公民社會運動自一開始就是並行不悖的。作為文革後中國第一位文學女博士，她自1994年至2002年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現當代文學教研室。1999年至2000年，她赴美國田納西州南方大學任訪問學者，回國後，她就把國外的婦女研究課程帶到了國內。2003年，她告別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主任，並設置了婦女性別與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向，同時在網路上建立了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此後比較文學教研室形成了校園性別運動的傳統：在每一年的3月（婦女節）、11月（反對性別暴力十六日運動）和5月（國際不再恐同日），教研室都會在艾老師的帶領下舉辦各種有關性別議題的活動。而同樣是2003年，她因積極介入推動孫志剛案和黃靜案，被《南風窗》雜誌授予“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在黃靜案中，艾老師的介入視角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義的，她批判了媒介報導、法庭審判中的種種性別偏見，並提出了“約會暴力”的概念。
2003年底她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翻譯並導演了美國女性主義話劇《陰道獨白》。這一話劇後被胡傑老師拍攝並剪輯成為一部紀錄片。而此時，艾老師也意識到了影像資料的重要性與紀錄片的魅力。2004年她和胡傑一同製作了紀錄片《白絲帶》，內容是關於一場真實發生在中山大學校園內的約會謀殺案。此後她又陸續拍了反應黃靜案過程的《天堂花園》、輸血感染愛滋病人群題材的《中原紀事》、《關愛之家》等。2009年，她從教師崗位上退休，一心一意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和製作。她的家已經變成了工作室，為了防止扛攝像機時手抖，她每天在家練習啞鈴。此後她的紀錄片作品主題已集中在公民維權方面，包括《我們的娃娃》、《開往家鄉的列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等。2010年1月，她獲得西蒙娜·波伏娃獎，由於無法出境被迫不能領獎，頒獎人女性主義理論家Julia Kristeva給她打了一個祝賀的電話。
之所以敘述這些經歷，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艾老師身上，學術和社會運動是緊密連接的，推動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與關注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公正也是不可分割的。艾老師以一個女性主義者之姿成為公民社會的推動者。在她早期並未拍片時，她的主要活動範圍還在文學領域，她寫散文寫評論，並在其中鮮明地表達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見《衛生巾絮語》等）；她關注女性創作者，包括女性導演、作家、藝術家等；之後她關注媒體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並在百家講堂中出現，宣揚要“重新定義女性美”；她組織教研室的老師們一起翻譯了許多國外女性主義的教材，填補了國內婦女研究課程無中文教材可用的空缺；她自稱自己的紀錄片（尤其包括後來的公民社會題材）都是“女性主義紀錄片”，而仔細看她的影片，會發現在很多時候她會有意站在婦女兒童的立場上選擇鏡頭和角度。在這些具有鮮明政治性的紀錄片中，婦女的聲音並沒有被掩蓋，而且這些聲音並不都是弱者的聲音。因此可以說，在這裡女性主義不只是一種學術象牙塔中的抽象理論，它隨著艾老師的親身實踐已變成一種行動、視角或者姿態，同時它並非是唯一的行動、視角和姿態，它還影響著其他的行動、視角和姿態。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在一群男性藝術家想要以群體豎中指的造型來做一個行為藝術，以此來表達對專政的反抗和蔑視，但是在艾老師看來這卻是非常男性中心的一種手勢，它可能蔑視了專政，但它也蔑視了女性。
那麼女性主義運動和公民社會運動、女性主義者和維權運動家之間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這兩者似乎都在尋求一個比現在更加平等、多元、公正的社會，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問，如何使女性主義走向更廣闊的社會運動空間；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警醒自己在公民運動過程中使女性、LGBTQ人群的利益得到保障。事實上更重要的是，這兩者都促使我們將自我與他人的境遇相聯繫，讓我們意識到他者的改變也將為我們自己的生存打開新的可能，也因此，它使學者、運動家、藝術家、紀錄片導演、弱勢群體、觀眾在更廣大的程度上得以結盟。
艾老師是個性情中人。在我看來，她並不會執著於什麼身份，她只是把她自己對女性主義的熱愛，對知識的熱愛，對電影的熱愛，對公平社會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愛放在了一起，並一個也不願怠慢罷了。
~此文章是作者zhouzhou為2010社會運動電影節艾曉明系列特意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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