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許智峯其後拿取對方電話在洗手間看有關資料，發現有大量資料，包括議員岀入大樓的記錄。他質疑政府人員記錄議員行蹤，觸犯私隠法例，他稱過往亦有去信秘書處和行政署，惟不獲交代，認為政府以狗仔隊監察是不當，會轉介給私隱專員公署處理。
評論：私隱條例確有規定，收集個人資料，是要事前告知資料當事人（即議員們）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和「目的」，亦不能收集過於「需要」的。政府官員對議員的「狗仔隊式」的追縱，存在「情報」作用和目的，行為鬼崇和存在特殊政治意圖，如此行為，是有違私隱條例中的原則。
至於許智峯「搶手機」的行為，其目的是要查明手機記錄的事實，沒有「佔據」手機作為一件財物的意圖，這便不可以視為「搶奪」或「偷取」，不具備「偷竊」刑事責任成份。至於「資料」，法律上已定義不可能被「佔據」，因為資料是「信息」，信息只會被人「複製」、「抄襲」或「竊讀」，不會「失去」或被「拿走」，更加不會因此「消失」。許智峯的行為是「粗暴」，但不構成任何與財物有關的罪行。另一方面，如果因此揭發政府官員侵害議員私隱，違反私隱條例，那麽許智峯行為性質上只是fruits of the poison tree，採用了不當 improper 或 inappropriate 手段取得犯罪資料，性質上與差人喬裝放蛇，引人犯罪類同。
如此這樣，甚至可以被視為功大於過的英雄，試問，如果政府官員利用手機向議員進行「狗仔式」追縱，收集其一舉一動行為，包括與誰接觸交談，去了那兒，時間地點人物樣樣齊，甚至用耳竊聽，議員可以用什麽合法而有效的方法招駕和阻止？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