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誌》講述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懷疑遭男前輩山口敬之（落藥）性侵，前者堅持追究的歷程。據悉山口政壇人脈強勁。此片屢獲國際奬項提名，卻至今未能在日本公映。此片的評論排山倒海，由性別論述至討論伊藤的工作操守，統統都有。我同意此紀錄片重要，重要的地方在於它不自覺提醒觀眾，主流社會容易忽略的幾個現實。
真相不只一個，都是權力當刻的創作
名偵探柯南總在電影開頭時鏗鏘有聲地說：「真相只有一個！」然而，法國哲學家福柯Foucault早在上世紀就提醒眾生：真相永遠不會唯一不會中立不會客觀，真相只係論述產品，永遠由刻下權力決定。因此，Amber Heard與Johnny Depp的官司在英國法庭及美國法院—兩個不同司法管轄權—便有不同結果。同理，伊藤與山口的官司在刑法及民法審訊程序似乎建構了不同的事實，並不出奇。以香港為例，刑法的入罪標準是「毫無合理疑點」（簡言之，控方須百分之一百一十證明被告有罪）；而在民法，要證明被告須負責的標準是「相對可能性衡量」（意即，原告須證明被告有大於百分之五十機會須負上法律責任）；前者初審可以由陪審團決定有罪沒罪，後者初審都以法官決定有罪。最重要的是：刑法對性侵害的定義與民法的非自願身體接觸（即毆打）定義完全不同。換言之，同一事件在刑事程序及民事審訊有不同結果並不出奇。
伊藤在電影中不斷質疑警方、檢控是因政治壓力不拘捕、不起訴山口。由於《黑箱日誌》沒有邀請獨立法律專業、學者仔細審視證據，伊藤的質疑只是主觀的猜測。當然，正如片中柚木道義議員指出：日本反性侵犯法律相當男性本位，以保護丈夫（及父親）為主要目的；然而，當未能改革法律之前，而又決定循法律追求公義的話，投訴人（即自稱受害的人。未判被告須負法律責任之前，「受害人」一詞並不合適。）唯有遵從發展相當成熟的法庭禮儀及審訊程序—也就是說，控方須肯定，投訴人的證言及政府搜集的證據須經得起被告律師的猛烈、無情盤問。
港產片《白日之下》不是也有一段因傷健投訴人怕受不起壓力而臨陣放棄的情節嗎？（詳見趙文宗「書影伴我行」。）審訊不是純粹的對投訴人不利—歷史上，確實有被告遭誣告的例子；所以觀眾實不宜先入為主毫無保留接納「受害人」的一面之詞。伊藤提供的證據可能真的通過不了最嚴格的檢查。
運筆至此，讀者或會覺得我不支持伊藤。必須說明，她是電影的導演，選材、呈現手法會否完全中立？正如上述，真相建造不會百分之百客觀。更甚的是，伊藤其身不正—她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同意，便將所有資料在電影公開？她不是趁另一方酒醉時，問對方是否介意在書中引用他的說話嗎？還有重要的一點：影片說法院於上訴維持原判，不是「真相」的全部——法院指伊藤無法證實山口曾落藥，所以判她損害山口聲譽，須賠償55萬日元。
這就令伊藤和山口如何到酒店的過程繼續撲朔迷離—此事對發生沒同意的性行爲與否沒直接關連，卻對伊藤的信用及公眾形象有影響。香港衡平法有一原則：使用衡平法的人，雙手必須乾淨；此原則實應用於所有法規。我以批判角度審視所有資料，並非無的放矢。
縱有反抗空間，策略及主體素質才是關鍵
我常建議，若性侵犯受害人覺得刑事審訊未能帶來公義，可以嘗試從民事程序追討金錢賠償（注意：並非還原真相）。《黑箱日誌》提醒眾生兩點：（1）法庭審訊壓力超大而且耗時。伊藤在採訪、調查及寫書時，即使面對不能出版的危機，仍然面帶笑容。但一進入司法程序，她便不斷流淚，甚至自殘。片末，伊藤也唏噓地說：整件事經歷八年。人生有幾多個八年呀？（2）風險不低。萬一伊藤輸掉官司，便要因誹謗而支付1億3千萬日圓巨額賠償—而官司結果不能百份百肯定。原告、被告、證人的表現與律師的策略、訟辯技巧都會影響裁決。例如，很多受害人都希望在庭審時將受屈經歷盡情公開，但這不單審訊程序不容，律師亦未必贊成。
正如福柯指出，權力與反抗同在。可是，反抗能否成功要看策略，也看主體素質。自然，伊藤的堅強令所有人佩服。她先以出書，再以司法，教訓山口，建構心目中理想公義。她完全明白自己終身會背負「受害者」標籤。即便事件開頭，她身邊有幾位朋友支持；如果她本身軟弱，心中缺乏追尋理想的一團火的話，事情根本無法推進，朋友很快四散，更枉論之後社會會出現日本版的MeToo運動。觀眾請不要忘記，在審訊中，以受害人心情作證，沒有間板，容許自己與曾侵犯自己的被告互相直視，殊不簡單。況且，伊藤的弟妹由始至終，都未有在電影中出現，表明支持她。
怕事扮中立有錯不改最可惡
必須強調，酒店的門僮似乎在電影中扮演不畏強權的角色。同樣，的士司機（若不是偷拍的話）亦在電影開頭便勇敢說出真相——兩人卻都是懦夫——他們其實都是最可以防止悲劇發生的旁觀者。他們卻因為一剎那的怯懦、猶豫，令性侵發生，根本就係最可惡的人。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立法保障吹哨者？片中探員A及山口的前輩金平都沒勇氣露面指出機構文化的隱病，原因就係代價大：一旦曝光，便會負上叛逆者罪名，終身失業。美國及印度便有法例禁止機構報復吹哨者。然而，在強調人際關係、組織秩序的社會，即使設立法例保護吹哨者，又可順利執行嗎？
最後，電影不經意的提醒我們，法律而非（一人一票）民主政制可以顛覆不義宰制。在片中，民主政制不單沒有為性侵受害人發聲（整齣戲就只有柚木在國會單打獨鬥），更加係打擊反權貴聲音的機器（再次強調，此電影仍未在日本公映）。當然，如上述，運用法律反抗的代價及風險亦大。回看香港，2019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已提出修改性侵犯法律的建議，政府及立法會打算何時落實呢？
伊藤在片中說，有人提醒她，若安倍晉三勝出大選，連任首相，她生命有危險。諷刺的是，安倍遭刺殺而伊藤仍在生。現實提醒我們，命運難料，如果忘記公義只想負面，結局不單一事無成，更只會助紂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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