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爭拗，民間的立場非常清晰，就是「豁免二次創作」。但在進入審議的最後階段，官方卻偷偷置換了龍門，弄出個似是而非的術語──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做為回應，說其為「檢控大前提」，又說什麼「一般」戲仿作品毋須擔心云云。但這陣子的討論，人們莫不圍繞着那「新龍門架」團團轉，不斷代入與聯想， 「猜測」各式惡搞和改圖會否於新修訂下「中招」（如惡搞領匯和大家樂等事例）。結果發現，魔鬼仍寄身細節。歸根究柢，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其語意內涵和設計原由，都跟「豁免二次創作」的訴求截然有別。情况就如當我們需要一把鐵槌保護「二次創作」之際，知識產權署卻給了我們一把生鏽剪刀，並強說它原則上也可以敲打釘子，詭辯剪刀和槌子同樣奏效。
為什麼政府堅拒「豁免二次創作」呢？澳洲政府不是可循的先例嗎？但問題在於，政府及部分立法者，從未正視「二次創作」在當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不斷鼓吹「創意」的今天。反過來，保護版權人免受損害，才是這次修訂的主旨。立法會文件明白顯示， 「二次創作」在官方思維中的次等地位，這從官員解說為何不把戲仿作品納入豁免而可見一斑，官員說道：為了避免「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平衡出現重大改變」。言下之意，所謂「二次創作」並不是創作，而是需要高度戒備的「可能損害版權人既存利益」的東西。這種修訂，潛行在《版權條例草案》背後的文化視野，既在世代上產生嚴重代溝，更在「創意」益形重要的創意經濟中，落後於形勢。
政府不時強調，修訂草案是為了保障知識成果，同時鼓勵創作。然而，這裡的鼓勵，只是突出了創作活動中的產權面向。這就說明了，何以今次官方和民間彷彿完全說着不同的語言，政府完全無視二次創作裏頭的「創意」，而我們可從「領軍提案」的知識產權署之角色中找出端倪。顧名思義，知識產權署的首要工作，即是把原本無形的「創意」，物化成一個名叫知識產權的物，一個可供護衛的觀念堡壘。因而，面對二次創作，他們竟然看不見任何「創意」，並只懂追問有沒有人產權受損。但問題是，如果創意關乎的不僅是產權，而是一整個城市及世代集體創作力的養成，那我們就不能迴避「豁免二次創作」的迫切性。
相對於以閱讀文字為主的舊時人，新世代浸淫在川流不息的影像世界之中，那些通過改歌、改片和改圖（或其他）而成的「二次創作」，更是他們主要的精神食糧。對許多年輕人來說，若有什麼需要表達，與其寫篇文章，倒不如改改圖或製作片子吧，感染力定必更大。因此，於那片充斥戲仿與惡搞的宇宙中，其實不斷孕育着新生的觀念與符號，而圍繞着這個鍵盤宇宙，人們不斷消化、創作並進行交流，並形成自己的創意社群。那裏的子民喜歡分享，而不是急急為自己的「二次創作」宣稱版權所有，說到底， 「創意的集體養成」和「產權的排他維護」是完全不同的課題，而可笑是政府還未分得開來呢。
原刊於《明報》世紀「筆分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