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年前民主黨走入中聯辦開始，筆者便一直不自覺地把香港的政局跟上世紀初德國的歷史連在一起。二十世紀對於德國人，甚至全世界來說簡直是一場浩劫，兩次大戰的戰禍、希特拉的軍事獨裁、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等故事，都是以數以萬計的鮮血寫成。這一切都要回歸自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自從在一八七一年統一成為歐洲霸主後，享盡了四十年光陰的輝煌，歷時四年的歐戰，卻拖垮了整個德國的盛世。曠持日久的戰爭，已經令到國民生活百上加斤，戰線上水兵的嘩變迅速擴展為全國革命，逼使德皇威廉遜位。以社民主義為綱領，長期為議會中最大反對黨的德國社民黨，在威瑪起草共和國憲法，與各派合作成立以橫跨左中右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曾為同路人的路莎盧森堡發起的工人階級革命，卻是矢志建立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社民黨的艾伯特卻反過來調用右翼的自由軍團血腥鎮壓工人，成為了左翼眼中的革命叛徒。
這段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互鬥，就像當年公民黨、社民連推得如火如荼的「公投起義」反對政改，此時泛民的龍頭民主黨卻唱反調，另起爐灶成立普選聯尋求「對話」，結果走入中聯辦談判，被視為對民主立場的背叛。公社兩黨的「公投」慘敗，而民主黨得到的改良方案卻付上了泛民撕裂的代價。
然而這只不過是故事的上半部。
德國的退役軍人卸甲而歸後開始出現了「背後一刀」的傳說，將德國未戰先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責任，都算在「賣國求榮」的左派、猶太人，和媾和的社民黨身上。挾着對體制不滿的軍人，加上了政局動盪和經濟大恐慌的發酵，希特拉以狂躁激動演說技巧和個人魅力，打着制裁賣國的共產黨人和猶太人的復仇口號，登上納粹德國的「元首」，手握絕對效忠的黨衛軍和衛鋒隊，實行個人崇拜的軍事獨裁。
這個「背後一刀」傳說，正如現在人民力量口中民主黨「投共賣港」的罪名和復仇理論一樣，成功鼓動全面狙擊民主黨奪權的風潮，而當中當然要有一位雄辯滔滔的政治明星「教主」與一眾聲勢浩大而又唯命是從的「教徒」。
而且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亦有利納粹黨的崛起。國會選舉的比例代表制令多黨林立，激進勢力如納粹黨或共產黨都能以不及一成的選票得到議席，再圖壯大。派系分散對立亦令總理難以在議會中得到多數支持，施政困難重重，這更是跟現時香港政局的死症一模一樣。只要經濟問題嚴重，激進勢力便大有發展空間，隨時在議會翻盤成為多數，就如三十年代的德國一樣。
然而要將納粹黨跟人民力量劃上等號，似乎過於高估後者。首先人民力量無法執政，也不可能掌握軍隊，縱使有破壞力，也不致造成希特拉級的災難。然而人民力量的行徑跟納粹黨甚至所有搞個人崇拜的獨裁政黨的相似，當時德國歷史脈絡與今日香港的政治形勢對比起來更加饒有意義。
社民黨為了新政府向各派系折衷，換來了一個新生的威瑪共和國，但卻得不到左右兩翼的同情。在最民主的憲法下新德國在規劃於理想之中，卻建築在危土之上。戰敗令國家形象一落千丈，鎮壓革命也令共產主義者不滿。加上了其他已潛伏的政治經濟危機，威瑪民主已註定夭折。
民主黨入中聯辦談判，無疑突破了政制不前的困局，卻也帶來了民主派的嚴重內訌，令這新生局面危機滿佈。另一邊廂用「背後一刀」的傳說製造制裁賣港投共偽民主派的激進勢力，卻以最不民主的形式去爭取選票和奪權，如斯行徑就如未有殺人放火的納粹黨無疑。
然而德國和香港的政局出現這些突變，其實都緣於其他時代背景的限制。德國戰事的膠着、香港民主的停滯、社會經濟問題的嚴重、政制中權力過於分散等，都轉變了後來的歷史軌道。不過歷史畢竟不只是按舊有的軌跡重演，而且也在警醒世人勿重蹈覆轍。
貝加爾
原載於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