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編輯部
其實我非常不喜歡media activist這詞，意味著媒體工作者積極尋求更好的轉變，有點類似林照真那種「你為何不反叛？」的人道呼喊，既無力又無能直視媒體作為一資本主義下企業結構的本質，學者與有良心的工作者日日疾呼也僅於此。台灣媒體的改革受限其視野（強調閱聽者的權利、關機運動、廣告主的自律）以至於我們未能在民營化（如中華電信）的過程中介入媒體政策，從而如韓國一般產生制度性的增進公眾接近媒體的權利。
但我深信行動的媒體（activist’s media）是一個可以開啟對話與實踐的道路。也希望此次工作坊便是開始的路途。（黃孫權）
台灣經驗
「在工作坊結束之後，你的下一步計畫是什麼？」這是韓國基進媒體教育組織MedAct的曹銅元在講座最後拋出給所有出席者的問題。破報於上週六、日主辦的自己幹國際工作坊─「媒體行動者與直接行動」，邀集港日韓最重要的媒體行動組織者來台，分享經驗與對話，強調如何開始進行運動，或建立自己的媒體網絡，從實際操作層面引發另一種思維。
工作坊首日先由台灣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全球之聲中文化小組、苦勞網及香港獨立媒體的代表從自身組織出發，分享經驗。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為台灣較為完整的環境資訊媒體網，主編彭瑞祥由該協會組織過程及架設環境資訊平台談起，進而延伸至與志工間的互動協調，及其他NGO團體在網路技術及資料庫的整合串連。
就讀翻譯研究所中的Leonard，目前是全球之聲GVO中文版的管理者之一，全球線上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為一非營利的市民媒體計畫，由哈佛大學和路透社贊助經費，編採世界各地部落格文章翻寫成英文，將在地觀點傳達至全球；中文版在2005年開始運作，現有志工成員三十多名，多為在學學生，成員翻譯來自Global Voices Online的文章，譯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件。Leonard說明組織成員間從選文標準、翻譯到校稿等工作流程，另介紹以各國特殊專有語言字彙，如中文版則有樂生、正名、228事件等關鍵字，蒐集各方部落客意見後，彙整為主題文章的橋樑部落客計畫。
苦勞網特約記者黃詩凱，則以之前在經濟日報等主流媒體任職的經歷，分析主流/另類媒體的形式差異。至於採訪內容部分，黃詩凱認為報社結構遠大於個人，並憶及在苦勞網一年多來的採訪觀察如：香港反WTO抗議、平面媒體停刊後工會因應方式及綠黨競選等，也說起在樂生保留抗議現場，運動參與和採訪報導是否該有明確界線？現場有聽眾問起，若不明確分界報導豈不失公正客觀？黃詩凱覺得公民身分應該優先於記者，所以既然是公民集會就有發問權力，但由於同時有記者身分之故，某些情況下不宜涉入太多，「不過一定還是不夠中立，但是我不擔心。」（王婉嘉）
展露另翼基石的市民記者力量
香港獨立媒體—朱凱迪、周思中
「我自己在反思的事情，便是政府其實在很多工期還沒發生，還在規劃的同時，就可以強硬地跟我們說什麼事是不可能、什麼事是不能接受的、什麼事是不可以考慮的。」參加完媒體行動者工作坊的隔天，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net）成員朱凱迪與周思中跑了一趟樂生，回來後他們也在反思台港兩地運動處境的差異。周思中說︰「對照起來，樂生院保留運動尚且可以在地鐵工程都已經開展至30%、50%、60%的進度時，透過串連和聲援影響到大眾輿論，這點其實很難得的。」
香港獨立媒體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動員大量（具有精密計算能力）的公關單位情況研究得十分透徹，朱凱迪show出一張張觀塘舊區重建案藍圖、名為填海造灘卻實為營建120米「解放軍碼頭」的鳥瞰／縱剖面圖。記者除了一面得以更深入理解香港官方粉飾的手腕外，其實也不斷在反思著「台灣媒體工作者對這於理性分析證據蒐集的能力是否過於被動？」的問題。
朱凱迪在蒐集舊區重建的專題，他提出他自己的三種運作方式，第一種是透過居民的訪問，建立另一種對於重建區的想像—不同於一般媒體制式且預設立場的套裝題問訪談；第二種則是基於對政府文建的解讀，例如觀塘市區重建藍圖上，塗成綠油油的一片的「假扮綠地」，或是未來新建大樓50層（比原先建築高10倍）公共空間看似退後但技巧性掩蔽天際線完全喪失的「片斷剖面圖」；第三種方法則是分析文件，近似於前兩種方法蒐集完成後的交叉比對，累積至一定數量後提出一套較完整的論述。
去年開始也積極關注「中文大學保樹立人運動」的香港獨立媒體，提出另一種校園運動的觀察︰「對於校園空間商品化的事件，砍老樹、蓋新大樓、增加課程與招生、改由英語教學（原先香港中大的出現是對應於英皇殖民時期的香港大學英語教學），這些校園運動對於入校歷史不長的在校生，相對地比較無感。」確實，誠如目前台大第二活動中心樓下兩層的中高消費餐廳，有何嘗有人注意到那在八年前的規劃，曾是允諾原先被逐出二活建地的小吃攤可以在那承租而成的小吃街？
「在運動當中，基本上根本不用去理會主流媒體他們說的是什麼，因為通常運動在成為輿論事件前，便已經累積一定程度的、足夠堅強的共識，他們的言論殺傷力極為有限。」周思中說。反觀，在台灣，許多媒體改革學者一面批判主流媒體，但也一面在主流媒體書寫評論，有時不過成為主流媒體間的殊死戰工具罷了。
真正媒體改革的路線，也許從實幹多年的香港獨立媒體成員身上，可以學習到更多反思的空間。「我們承認面臨許多社會議題選取關注的對象，不一定可以兼顧到該留意的議題。但這或許在我們補充主流媒體所不能觸及的角度，就是在廣度上可能的空間。」朱凱迪認為，市民記者（citizen reporter）在主流傳媒當中漸漸受到重視或測目，就已構成另一種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力量。（吳牧青）
韓國：將私有化變成（公）民營化的好時機
制度性干預媒體政策之力量
1960到1980年代之間，韓國的媒體工業從來對行動者來說就沒什麼看頭，整個產業完全是國家在管，被叫作三個小s，體育節目(sports)，關於性愛但又相當保守的一些零散節目 (sex)，還有電影(screen)，完全地娛樂與消費主義走向。韓國媒體從日本殖民(1910-1945)，美軍佔領(1945-1948)，冷戰意識形態與緊接著來的韓國內戰(1950-1953)，至受美國支援獨立的右派獨裁政權李承晚(1948-1960)，與其後的軍事政府朴正熙（1961-1979）與全斗煥（1980-1988），國家與歷任掌權者嚴厲封鎖過濾媒體製作，主導全國媒體輿論，整部韓國媒體歷史到1990年以前都相當變態、扭曲。
這種人民被捂著嘴巴只聽得見國家機器自己屎涕沫橫飛的狀況到1987年，工人群起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時候，突然有了轉機。鼓吹「小政府、大市場」，解除管制、金融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與社會福利、補貼財團、鎮壓（本國及海外的）民主與勞工運動，這種「市場拜物教」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勞動條件惡化、生態破壞、人權迫害、生活水準低落與貧富差距的擴大，韓國本地開始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民眾反抗運動，甚至成立世界第一個屬於罷工運動的網站。普遍認為，社會運動促成另類與獨立電影、影像製作；公民媒體監督運動；媒體貿易公會的組成。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雖然加速韓國媒體商業娛樂化，但是同一時間NGO與行動者團體也在科技發展的狀況下，能將行動主義更快組合╱分解成「多功能大型戰鬥自己幹！金剛」，除了冒出了該地最老的基進網路JingboNet，與Nodongnet(韓國勞工網)以外，行動者運動還促成了兩千年廣電法的通過，讓獨立媒體可在公共頻道合法播放自製影片，韓國媒體突然從政客褲擋裡被幹的禁臠變成了世界上少數獨立組織可以在有線電視、衛星頻道上發送節目的例子之一。
頂著一顆爆炸頭的曺銅元參與的「媒體文化行動組織」(Media Culture Action)，就嚐試過各種不同的自己幹！行動方式，把收發器推上街頭搞影展、讓在反WTO與反APEC抗議現場民眾上傳現場手機影像的手機部落格(卻是個失敗例子)、在反Kor-US FTA(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會議外頭，她╱他們製作每日線上新聞，雖然沒有普通新聞節目那種動感的、彷彿來到星際大戰現場的開頭配樂，不過看到行動者穿著破t-shirt坐在螢幕前面報新聞，一邊說著，「來，讓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現場暴動畫面」，真是好笑到不行(倒是沒有拿拳頭當麥克風那麼誇張)，行動者在自己的新聞裡，播放可惡的警察攻擊民眾的滿頭血片段，作為蒐證證據、公佈今日佔領區域、明天行動計畫，以及最重要的，詳細討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世界的迫害與影響，彌補主流媒體只播暴動畫面的新聞缺失。再不來，就是攝影機對著現場萬人遊行稍稍搖晃個兩下，就足以讓電腦螢幕前的支持者熱血沸騰。
「媒體文化行動組織」也製作過一隻叫做「Down Down WTO」(倒下吧!WTO)的音樂錄影帶，音樂是韓國搖滾和人民的怒吼咪在一塊，背景則快速交叉剪接韓國與香港反對WTO的現場畫面，三步一叩首的農民抗議、行動者噗通跳下海抗議、燭光或是瓦斯彈、巨偶或是大聲公、帶動唱或是幹架、炫風般出現毆打民眾的霹靂警察杯杯。
作為全世界寬頻網路擁有率最高的韓國，網路平台當然是行動者最重要的秘密地下工廠，除了利用abc讓社運事件超越國際尋求國際聲援、在網路號招人力與進行各種模式的溝通與建構以外，2001年大宇汽車斷然裁員1000多人所引起的罷工，行動者拍下警方殘忍毆打工人頭爆血畫面成為韓國國內社運者永遠忘不了的一幕，這支影片快速在網上被下載，連總統大人都看了，雖然他只說了類似，「我真的是很遺憾、又抱歉、心裡還有點難過」之類的屁話。
作為資深媒體行動者，曺銅元提出幾個韓國當今媒體行動主義的問題，「非營利NGO組織中是否也有官僚體系存在」、「如何做亞洲之間的行動者連結」（註：Media Culture Action在香港WTO會議時就曾和當地的V Power合作）、「獨立媒體行動者是否應該接受贊助或是尋求經濟獨立」。韓國除了政府推動媒體製作教育以外，NGO們也開設workshop讓勞工、女性、民眾扛起攝影機、剪片，而在多數的社會弱勢團體進入媒體產出核心後，真正符合弱勢正義觀點的媒體製作是否能在交叉平衡下穩定存在，各團體如何在利益或意識形態衝突情況下達成可共謀發展的協議，然後，或許，還能和其他亞洲國家進行運動互相支援程度以上的亞洲行動者策略與更長遠的扭轉現今結構計畫，不然，亞洲合作僅能停留在共享資源╱政治態度與出現在對方的連署單與影片上，而無整體對抗歐美主腦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可能性。（李靜怡）
櫻田和也（Kazuya Sakurada）與REMO
── 請注視臨工(precarity)！是全球化與每個人生命的新狀態
櫻田和也（Kazuya Sakurada）是日本REMO的成員，REMO意即Record、Expression and Medium（or Media）Organization，他們關注個體發聲的再現，讓傳播回到最初人們用來自我發聲的功能。REMO認為傳播科技發展至今不到一百年，對於行動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們以此作為武器，利用錄像、聲音、網路，找回溝通的多元性，平衡主流媒體的訊息。
今年二月，櫻田和也的家鄉大阪市發生了政府強制驅離南端貧窮區無家可歸者的事件，近五個小時的弱勢抗爭與暴力拆除過程，在媒體安分地被限制採訪自由，並且片面噬血地篩選後，呈現在電視新聞中的僅有最後十五分鐘的衝突畫面，與一系列這些人很「骯髒、懶惰、很臭、危險」的刻板標籤。
東京目前是全世界平均房價最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居日本第二的大阪市也不遑多讓，許多人連一個榻榻米大小的空間都租不起，因此在大城市郊區的橋下、河邊、公園常見到無家可歸者、老人、遊民自己利用藍色帆布搭帳篷、或包裹在紙箱外面成為他們小小的家。大阪市的南端屬於中低階級住宅區，其中的長居公園（NAGAI PARK）是許多無家可歸者的住所，他們在公園裡用帆布框圈自己家，並建立一個互助、共享的生活網絡，社區、社福團體、研究人員每年為他們舉辦夏日慶典。而大阪市政府為了迎接八月底舉辦的「2007 IAAF大阪世界田徑錦標賽」，決定重建這塊大阪市南端的老舊社區，強制驅離住在長居公園裡的人。當天，警方用布緊密地包裹公園外圍，好讓市民看不見裡邊發生的事，並且將媒體限制在一個小範圍內，單一的拍攝角度讓他們只能對準在抗爭舞台上講話的人，而警方則在舞台背後進行大清掃，開始抬人、拆蓬持續近五個小時，最後的十五分鐘，民眾與警方在舞台前方、媒體鏡頭前發生肢體衝突。就這麼，百分之五的衝突場面成了新聞畫面的全部，有如壯觀罕見的景觀般不斷的播送。除了運動會，大阪市政府同時積極的爭取成為2008年G8高峰會的舉辦地，不過首相安培晉三日前表示，北海道洞爺湖好，這樣優美的地方適合談環保問題。然而大阪市還是得為八大工業國的財經部長們妝點市容，而長居公園也可以舖上紅地毯歡迎富國俱樂部成員的到來。
對櫻田和也來說，這個事件象徵世界各地所有臨時勞工共同面臨的命運。企業中約聘人員和臨時勞工的比例越來越高（對日本的衝擊尤其大，日本終生工作的制度迅速瓦解），資方將全職員工改成約聘或外包以降低成本，這些人或者按件計酬、或者以時以日計薪，包含工程師、設計、自由記者或者櫃檯人員、苦力皆面對毫無保障的工作環境。Precarity是二十一世紀的新興名詞，由precarious（不穩定的、不安的）變化而來，如今成為失業者、廉價勞工與特約工作者的關鍵字。櫻田和也放了幾部歐洲臨工的抗議影片，在五一勞動節時他們將臨工之神（saint precarity）像大甲媽祖坐神轎般抬進大型商場中，並問到大型的購物中心的工作人員與消費者「為什麼星期天還要上班？」為什麼這些收銀小姐沒有工作契約保障？為什麼時薪這麼低？另一個西班牙的團體「YOMANGO」則在歐洲最大的超市裡進行「跳探戈換商品」的政治購物活動，鼓吹免貨幣的貨物交換。這些人身穿華服，跳著探戈進入大賣場，一個轉圈一個下腰，優雅的拿走一瓶酒；西班牙獨立媒體（IndyMedia）的成員，手拿紙糊成的手風琴優雅旋轉的瞬間，又拿了一個商品。他們在商場裡跳舞唱歌開派對來抗議跨國企業的變相殖民，而一旁的店員與領班全看傻了眼。
各國逐漸飆高的失業率，與越來越多的無家可歸者是新自由主義犧牲品，權大勢大聲音大的資本家高舉私有化的大旗，將最低工資、公平交易一一掃除。櫻田和也向我們展示了世界各地人們共同面臨的邪惡勞動環境。此外，櫻田和也也播放了一部有關天線街（Telestreet）的影片，天線街是一個義大利的地下「電視」台組織，他們進行「劫持媒體行動」（Media Hijacking Movement），自2002年六月起，至今有兩百個基地台遍佈全國，「TeleAut」是其中一個位在羅馬的街頭電視台。這些人結合新舊科技，影像剪接、混音器材、訊號發送台、傳送與接收天線，將自製的影像轉播出去，成為電波可涵蓋方圓三公里的的社區電視頻道。這個計劃是要改變通訊的模式，提供真實的訊息而非替資本市場服務。當義大利的首相擁有全國四大主要商業電視台中的三個，和全國最大的出版社，掌握百分之九十的閱聽大眾時，天線街的成員說：「關掉電視機，裝上500歐元的Telestreet天線吧！」此外，越過大西洋來到紐約街頭，大型廣告看板被抽象藝術家將用黑紙貼合，僅留中間一條細縫。黑幕之中細細一條七彩動態影像流，與眼不見為淨、消極抵制的關機運動恰好相反，成了藝術介入社會最好的運動作品。行動者將科技、藝術實驗與社會運動結合，讓人民真實的聲音能在主流媒體霸權中被看見。（賴柔蒨）
建構一種更有態度的影像
—V Artivist 李維怡
「香港政府手下養了一票的人馬在做公關，釋放一堆訊息。而一般的媒體或報館因為時間都很趕，就乖乖地接受這樣的消息。」媒體行動者李維怡覺得身為一個媒體行動者，基本的社會責任便是要「平衡發聲」，所以自錄影力量（Video Power）到影行者（V Artivist），她都以「補充那些活在主流媒體下的社會大眾，沒有留意到的事件部份」做為她鏡頭裡所補捉，進而放送、傳播的部份。
「所有政府都很擅長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威逼、第二件事是利誘、第三件事是分化，就都是這幾招，同樣都是權力的表現。」李維怡分析公部門在面對舊區重建的伎倆，不過如此。
以行動者最常遇到的社會運動層面，李維怡認為「每一個人物、每一次發聲，都在不同數量的群眾，不同的空間，構成一種事件的真實。紀錄行動則可以傳達這樣的聲音，這可以影響聽到這樣訊息的接收者對於一個事件的看法。」她分析這樣的動機有別於前述的「平衡」，而是在於「延續」。平衡發聲若是為弱勢版圖的擴張，延續的傳達就是一種對歷史縱深的態度。她說︰「對於歷史我們要有一種責任，要看的是20年之後會怎樣，以舊區重建的案例，在未來的20年會有220個相繼發生。我就要去思考，我拍的這些影片對未來那220個舊區重建案有沒有意義？」這回來台參與《破報》主辦的工作坊時播送《黃幡翻飛處》，這當中，必然不是光「紀錄」利東街社區重建案或是為其發聲而已。「我是不是只是要講一個故事出來而已？如果不是，我必須要好好想清楚，我要怎麼講這個故事。」
「我認為記者也該要好好去想這件事—『如何去說』的角度，不過現在記者好像都不大去想這件事。」李維怡除了對錄像行動的自我堅持，其實也間接地暗示所有媒體工作者本身該盡的媒體責任與道義。她更點出了「影行者」這個新銳團隊名稱對於影像藝術的追求，她點明︰「藝術本身也是種優勢位階上被錯誤定義的產物，我們必須重新去思考藝術不光是關在美學殿堂這件事。」記者確實在許多以社會議題為文本的藝術創作上，只看見文本，而看不見其對於權力的聲討，似乎形同一種特殊的藝術權力。事實上，手持攝影機、透過錄像，創作者也許也該從平民對社會關懷的角度，重新找回藝術的本質。
與其目前高喊「新聞自由」或是一味講求 「公正客觀」，媒體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李維怡舉出「五四時期」當中的新聞精神是「為民喉舌」這樣的態度，暗示著一世紀前老古董級的啟蒙精神，「為民喉舌是很有立場的，我就是站在人民立場說話的！」 在當今媒介更多、更廣、更快、更便利的年代，思索當今客觀理性被塑造成一股普世價值的新聞標準，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建立一種更有態度的訊息，去面對這一切？（吳牧青）
走出衣櫃，冤家路窄
一則女同志藝展的啟示
香港社會出乎意料的對於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社群議題相當保守復古，異性戀在刊物上露乳、雜交淫樂無窮但是同志卻最好表現的像個處女處男ㄧ樣，講純愛、不露淫點、不秀穢毛，動輒進異性戀社會輿論豬籠，或騎民政局古趣木馬搖曳生汁，只要ㄧ提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議題，香港就化為民風純樸之地，同志暴民只能被刺紅字或是被異性戀幹屁股，相當動人可憐。
包括Perspex在內的香港性權團體「女同學社」在今年舉辦香港首次同志視覺藝術創展覽「你們看我們看自己」，獲得民政事物局撥款，舉辦了五節不同媒體的工作坊邀請游靜、漫畫家劉莉莉等作講師，讓60幾位未出櫃的同志進行多媒材創作，而在「你們看我們看自己」展覽前兩星期前，根據民政局的贊助標準，應「主動把作品呈交淫褻物品審裁處進行分類，以確保活動不違反香港法律」，因為「如獲資助的活動違法，本局會撤回有關資助」。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由一位主審裁官及兩位或以上的審裁委員組成，主要負責兩項工作為，事物及物品評定類別及裁定性質。
物品的作者、印刷人、製造商、出版人、進口商、發行人、版權擁有人或設計、生產或發布的委託人，可向淫褻物品審裁處呈交有關物品，予以評定類別。律政司司長或其他獲授權的公職人員，亦可呈交物品，委託淫褻物品審裁處，予以評定類別。主要評定內容為三類，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第二類，不雅，凡屬不雅物品均不得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而且必須載有法定警告告示；或第三類，淫褻，一律禁止發布。
「你們看我們看自己」中的一件文學作品為第二類，即「不雅」，不適合未滿18歲人士觀看。而其內容，要真的稱得上不雅，我們只能說香港社會實在太過高雅，「Ｂ：好想抱抱吹下你，又想咀咀利疊利，可惜傷風無得咀，抱住枕頭當係你。Ｇ：好想挨近嗲下你，跟住親親搣大髀，又怕功課做唔起，惟有乖乖摸自己。」香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之前同樣表示，73期台灣版《壹週刊》「海上淫窟直擊」封面及內文有不雅成分，以及第74期部分內容不雅，包括一幅恐怖怪嬰封面，所以，在淫褻物品審裁處驚人的邏輯判斷下，這首根本相當「單純」的小情詩就有如怪嬰與海上淫窟這般不雅！
Perspex指出，在香港基督教與天主教推波助瀾之下，同志電視節目、地下電台、書籍皆被多次投訴其內容淫褻不雅，包括140個宗教團體登報控訴《她們的女情印記》，指其「該書性愛篇駭然描繪多人的性經驗，內文大膽露骨，其中一位竟為中一女生」。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戀人》，因討論同性婚姻，被廣電處指為，「該節目只提出同性婚姻的好處，並只講述三位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的意見，使報導內容不公、不完整和偏袒同性戀，並產生鼓吹接受同性婚姻的效果。」如此偏狹極度的廣電性向歧視制度與封閉社會心態，香港的確需要520國際反恐同日遊行，中國近日最高法院裁定，如果與14歲以下少女發生性行為，只要雙方自願，而且後果不嚴重，不應定為犯罪，反倒是香港於性議題封閉保守，看似脫離國際社會，如果李幼鸚鵡鵪鶉先生在香港整天「陰莖」「陽具」的話，可能早被送進大牢，在台灣，除了被報社打字阿姨抱怨幾句以外，可沒有人想得起「陰莖」「陽具」同性戀有何不妥，可見台灣人實在太淫褻不雅了。（李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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