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民陣說有四十萬，警方說有六萬，大部份人相信應該起碼數以十萬計了。十五年過去了，民憤大，人人心裡有團火，這不用我多說了。可是，在澎湃的行動力之中，我隱隱然感到一絲沮喪。許多人心中都泛起疑問：上街、衝擊、發洩過後又如何？香港不是仍然變得愈來愈壞嗎？
我無法提供簡便的答案，即使有人拍心口說有，你也要打幾個問號。但找答案是重要的，否則會沉溺在不斷失敗之中，而且，處處找尋敵人。找答案之前，我們無疑要認清形勢，而形勢又分很多種，宏觀的政經結構及力量對比，大家可以參考黎則奮的長文，繼續發揮及辯論。但有一種形勢，一直是我們忽略的，就是我們到底成就了多少，我們未有認真盤點。每位市民都懂得數一下香港倒退了甚麼，但回歸以來民主鬥爭創造了多少有利條件，卻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這裡提出一點自己的觀察，引發大家討論。
論民憤，剛回歸的時候可能比今天更大，造就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可是，我以為，群眾的怒火有一個質的轉變。大家可能記得，當年許多人解釋民憤大的原因，通常離不開金融風暴與經濟低迷，而2003年沙士重創更視為低點，加上董建華推二十三條立法，上街被視為一種類近爆發式的情緒反應（reaction）。可是，2003年後，二十三條仍然是當政者禁忌，當權寧願溫水煮蛙，也不敢猛火焚城；經濟景氣算是好轉，雖有波折，但情形不像97年後的金融風暴，也不至於2003年的經濟低谷，然而，民憤仍然旺盛。即使經濟問題仍是困擾，也與經濟結構關係大一點，而非純然經濟景氣上下所左右。例如，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壓榨小市民生活等等，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意識覺醒，甚至批判反思，才能扣連出反抗意識，而當年相對簡單的失業、減薪、負資產等等帶來的反應。情緒因素仍然重要，也是較以往複雜。換一個說法，經濟壞固然上街，所謂經濟好，也會上街，香港民憤的確變得政治化，政治問題愈來愈擺在人們眼前。
我有一個假設，這股政治化情緒中有一個核心，是對香港現狀（status quo）整體根本的不滿，對比一下八十年代那句大家很受落的「維持現狀」，便看到民情翻天覆地的轉變。這種不滿有來自對回歸前殖民時代的各種懷緬，有基於求變之心，亦有感所謂「香港核心價值」受到威脅。不滿現狀的情緒是跨階級，甚至有人認為是跨政治光譜的，即連建制派群眾與領袖也不滿現狀，這亦是梁振英上台的重要背景之一。因為，唐英年被視為本地地產霸權代表，而梁則是外來黨官治港象徵。
相當諷刺的一點是，人們對現狀深痛惡絕，但是，現狀幾乎紋風不動。地產霸權臭名遠播，但它還是我們生活一部份；許多人想立法會派別大洗牌，九月選舉後，泛民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基本結構也不會大變；曾蔭權說要玩舖勁，已證明是一個冷笑話；梁振英強人架式更大，對付我們小市民有餘，但期望他整大鱷，改變既得利益結構，恐怕是不切實際。而現狀頑固不變，反過來令不滿更大，更焦慮不安。
對現狀不滿的情緒是多面向的，可以是進步，可以是反動的，能載舟，亦能覆舟。梁振英顯然想利用不滿情緒，伸出強人之手，建立威權，這從「零雙非」一事可稍見端倪。不過，他的地下黨幹背景亦容易讓他成為現狀的一部份，難以置身事外。加上他還未能把本地建制派完全團結在跟前，所以，他的政權是脆弱的。事實證明，他暫時有點失控。
回望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合法性固然先天不足，一方面，小城的高度自治被一個專制大中國政權所覆蓋，誇張一點講，香港所有掌權者都有著原罪。另一方面，普選遲遲未到，半調子代議政制令行政機關合法性危機加深。而日漸政治化的民間運動，亦協助令先天不足的香港政權長期陷入合法性危機，董建華腳痛下台，煲呔背著貪腐之名卸任，梁振英未上台已民望插水。
這股政治情緒是脫韁野馬，造就了更多的政治化群眾，激化了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對壘，但卻不見得使民主派整體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尤其是選舉議席，反而導致民主派陣營內鬥不斷，社會中的漸漸變大的撕裂。加上不安及不滿情緒背後，是本土身份的失落感與追尋，從前愛國主義的出賣論及奸細論在香港沒有市場，政治化的族群語言港人也不習用，但是，現在忽然流行起來，誰是「賣港」，誰是「港奸」等等，雖未成為社會主調，但早已是一個小潮流。因此，民主派的團結感，只能建基在諸如七一遊行之類的活動中，以及梁振英「大話精」這個共同敵人。今年七一遊行表面議題多多，實質以罵梁為主旋律，他的僭建醜聞恰好提供了一個臨時機會，讓不同派別的政黨甚至公民團體感受一刻的團結，不過，這不會太持久。
今年七一遊行體現的，不是公民社會的大團結，而是群情高漲。如何轉化這股對現狀的不滿成為進步的民主力量，政治化群眾如何成為曠日持久的組織與網絡，積累運動成果，推動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