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要）林鄭奉行列根經濟學，或所謂涓滴經濟學，施政報告完全毋視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遑論提出對症下藥之法——譬如說，變了質的金融業對實體經濟貢獻有限，甚至是禍害來源，政府有責任防止業界掠走社會上過多的財富份額。林鄭顯然認為，只要造地三萬公頃，配合大興土木，創造就業，十年後住宅單位供應充足，便可破解深層次問題。這些董建華時代已用過的招數，改頭換面，再來一次，並得到主流傳媒、建制派、地產財閥、測量師等專業界別及財經KOL等一起大合奏，完全沒吸取八萬五的教訓。背後發功的人，似乎只求自己友的短線利益，不理會否把香港推向更大的深淵，更險惡的危機中。
反加稅、反對改善福利條件的教條思想
林鄭早前透露，政府不會有太多空間增加開支，回應社會對安老服務、教育支援、醫療復康等的迫切需求。她尤其講到香港「稅基狹窄」，環球經濟都正在減稅去增加競爭力，政府的方向應該是「做大經濟塊餅…...用好國家給我們的政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這個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有留意新聞者都知道，美國正計劃加企業稅和富人稅。與此同時，全球稅務改革事在必行，愛爾蘭亦已批准將企業最低稅率，由12.5%調高至各國有共識的15%。難道林鄭過去聽太多王于漸、雷鼎鳴這些國師講經，「減稅增競爭力」這種教條思想入晒腦，所以世界變了，也渾然不知？又或者不是不知，只不過有錢都用來投資最快十幾廿年後才成事的北部都會區，而不會浪費在增加公共開支，改善市民眼前的生活質素？
這是典型的、做大個餅的經濟思維——粗略地說，即政策上全力追求經濟增長，無意為縮窄貧富差距而投放資源及修正畸形制度。請留意，貧富差距不限於收入與財富，更包括社區及文化資源的運用、不同條件的人之發展機會等。以西九為例，空間設置如半島，三面環水，市民很難從油尖旺步至，高牆效應將之變成「駕車階級」或一堆豪宅的後花園。文化藝術區是誕生了，但一般人難以接近，等於政府貼錢給有錢人提升其生活質素。這種文化資源上的輕一個重一個，加大貧富懸殊的傷害（平民百姓失去很多從藝術文化中獲得心靈滋潤的機會和可能，亦窒礙市民審美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拖慢社會的軟實力發展），堅尼系數不會反映。
另一個大問題是，林鄭口口聲聲搞高科技，又要造地，又要起硬件，但到底這些項目除了益地主、金融機構、承建商，以及為建築界提供有合約限期的就業職位外，會為香港的打工仔女帶來哪些長遠裨益？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曾經分析，香港的就業市場日趨兩極化，高收入和低收入職位佔比均見增加，中等收入職位則逐漸減少。林鄭現在用董建華廿年前的「橋」，到底怎樣可以營造健康的行業生態，為市民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機會，補充中等收入職位的流失和萎縮呢？我們看不到發展的理念、方針和路線圖，自然無法釋除巿民的疑慮，認為那不過是數碼港或科學園地產項目的翻版—— 科學園除了用了一半土地來興建豪宅，更爆出「租上租」的醜聞。現在林鄭又要在馬料水填海來擴充科學園，怎保證不重蹈覆轍？
減稅增競爭力的方針，在香港實行了多年，如果有效，為何香港的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民間疾苦會爆晒燈呢？是因為大多數人不思進取，無好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收入和財富追不上生活指數的攀升，乃咎由自取？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和杜芙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分析，列根／戴卓爾革命源自對經濟增長的執迷，而列根之後的美國總統全都不曾有異議，造成持久的傷害。班納吉和杜芙若警告，如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由少數精英享有，經濟增長就有可能製造社會災難（正如我們眼下正在經歷的事情）。
諾獎得主認為加稅可取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月前接受CNBC訪問，就表達了一番與香港芝加哥學派學者不同的見解。斯蒂格利茨表示，疫情突顯美國經濟體系是如何失靈，涉及不平等、氣候危機和市場經濟缺乏彈性等問題。美國加稅是有利經濟穩健的。曾任世銀首席經濟師的他並非紙上談兵之輩。而更值得留意的是，他認為這些經濟民生問題相互關聯，例如美國投資在綠色基建的項目上，將創造就業機會，有助減少不平等。對美國經濟來說，提高稅收，為一些公共利益所需的事情提供資金，乃健康做法。
斯蒂格利茨的經濟觀，未必放諸四海皆準，但至少讓我們明白，過去多年，所謂香港的成功之道—— 簡單低稅制，並非甚麼金科玉律—— 尤其是香港貧富懸殊如此嚴重，更有理由懷疑跟她的正式和非正式稅收機制有密不可分之關係。科大商學院高級講師麥寶龍博士在《年年派糖不如稅制更張》中說過：「無論從改善本港的稅務結構或收入的穩定性來說，過於依賴賣地收入，始終非長治久安之策。」他更指，《稅務條例》條文內容「零碎」及格式「冗贅」，內容本旨亦缺乏開拓新領域的政策思維和長遠之策。希望令稅制更公平的麥博士，不止一次建議引入新稅種，例如數位稅，並仿效歐盟為徵稅權的釐定研究新的稅務概念，如virtual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及value creation等。如果林鄭既認為香港稅基窄，歷任政府高官的她，為何不早早啟動有關稅改的研究？
稅率多少，又或者怎樣抽，對社會和不同階層的影響，需要在地的實證研究支持，當中利弊，視乎我們的價值觀，怎樣權衡得失和輕重。香港主流經濟學者卻視抽稅為侵害個人私有產權的惡行，態度負面（例如開口閉口揶揄福利國家為「萬稅之國」或萬稅萬萬稅，認定抽稅拿去擴充福利，只會養懶人)，而且喜歡引導市民用一刀切加或減的方式去思考稅務問題，扼殺研究用不同組合方式去發揮課稅最大效用的可能—— 像挪威的工黨，便主張對中低收入戶減稅，但提高富人稅率，香港為何不能？筆者在上一篇文章提過，財技高手發大財，靠犧牲腳踏實地工作的人的權益。向金融大鱷抽重稅，實在有補償或懲罰性質、成分。假如有經濟學者堅持，就算是不義之財，政府都不應該用抽稅或罰款方式為社會討回公道（可比較法國就Google濫用在互聯網廣告市場的主導地位，對其罰款2.2億歐元），便先要論證個人私產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絕對凌駕性，而且這凌駕性不是純粹的信仰，背後有多數市民都會接受的哲學根據——但主流經濟學者不會這樣做，他們喜歡強調自己那一套理論最合乎科學，很抗拒引入討論價值觀上的分岐（雷鼎鳴便撰文質疑過幸福指數不可信）。
「地產稅」是深層次矛盾根源
「因為政府地價收入，來自高地價高樓價，對沒有置業又不是公屋住戶的市民來說，高樓價類似一項徵稅，雖然政府沒有刻意或直接徵收，但後果是相同的，因為他們必須支付昂貴租金，或動用畢生積蓄支付購買物業的首期，令他們可動用的收入（disposable income）及儲蓄減少，其結果類似政府徵收「儲蓄稅」。不過，這「儲蓄稅」並不符合稅制的公平原則（equity principle），因為已有物業的市民不單不用負擔，而且還由於房產升值而財富增加。」中大榮休經濟學教授廖柏偉和港大研究員林潔珍2018年2月13日的信報文章中如是說。
受害者，不止望樓興嘆的年輕人。有樓好，住公屋好，吃個包，飲杯咖啡，都要向地產商交稅，而且交一世。政府就從土地收益中獲取「稅收」。買樓做樓奴，就算有賺，但只代表進貢之餘有賺，或長遠來說，輸少一些。畢竟生老病死，所費不菲。如果有供完的物業，但業主最主要的資產就是自住的那幢樓宇，當他平日向地產商繳稅繳了幾十年，去到晚年，他都被陰乾不少。如果不好彩的話，有長期病患，保險應付不了（或根本無買），樓宇又要大維修，在全民退休保障欠奉的香港，有樓階級慢慢都會捉襟見肘。無樓者自然更慘。萬一樓價大跌，那就更不堪設想。
這個樓奴結構製造一個死局。港府國師長期吹噓簡單低稅制，根本是迴避討論地產稅超高同樣會削競爭力。再者，過去十多年全球量寬，情況之惡劣，更推向極致。同時，政府又無足夠保護市民的相應措施（空置稅也沒有），放任地產財閥操弄巿場，有咁盡賺咁盡，於是就為社會埋下極不穩定的政治炸彈。樓奴結構促成結構性的貧富懸殊，從以下事例便最體現得到：
40年前《最佳拍檔》創下2,600萬的票房紀錄，今天《媽媽的神奇小子》收2,600萬已開香檳慶祝。但不要忘記，那時太古城一個單位值110萬左右，現在已升至2,000萬。（有單交易1982年以112萬買入，2018年賣2,130萬）而一套2千多萬的戲扣除租金支出（又是地產稅），台前幕後每個工作人員總共可以分到幾多錢？這種無肉食的情況不止存在於娛樂界，亦廣泛存在於其他領域，除了少數幸運兒，各行各業裡努力不懈的人最終都發現，在香港，精益求益最吃力不討好，投機取巧方是王道。這社會慢慢便會失去冒險精神、創新的意志和拚勁。試問不扭轉由地產財閥抽稅的困局，政府就算有甚麼鴻圖大計，真的可以幫助到最大多數的市民？
就算搞高科技，在孵化器育成的過程中，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成功例子背後，有無數人長期付出汗水和努力墊底。當大多數small potato發現，在自己有機會突圍的日子來臨前，很可能已經無飯開和餓壞，她／他們會怎樣揀？還會堅持下去的，只會是少數的天才或傻瓜。食利者獨大，是不會令香港有健康的、百花齊放的行業生態，讓社會健全而均衡地發展下去。
（待續）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