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長壽，但福利網千瘡百孔，如果連德國這種有幾重退休保障的社會都不免有照顧老人不周的情況（可參考《德國不一定優雅的退休生活》） ，不是家財千萬而在香港度餘生，就更不能奢望有優雅地老去的機會。不久的將來，嬰兒潮一代全面「登六奔七」——特別是早年在沒最低工資、最長工時保障下捱壞的基層——可預見會不斷上演與長者有關的倫常悲劇，向社會投擲一個又一個負面情緒炸彈，公眾心理健康所受的傷害及連鎖效應難以估量。
教人「自製長糧」當德政
在這個社會背景下，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叫人買年金，自製長糧鬥長命，以保障晚年生活，便更加有用黑色笑話挖苦港人的味道。勞福局不是專責扶貧，利用長中短線績效兼備的勞工、人力及福利政策，保障勞工權益及改善弱勢群體的福祉嗎，怎麼走去教人理財？長年餐搵餐食餐餐清、手上無甚積蓄的勞苦大眾，不禁要問局長一聲：買年金，哪有錢？
認識羅致光其人，對他有此離地提議，不會驚訝。由往昔做學者、民主派大腦到今天當高官，他都一如既往，迷信市場力量，迷信商界做事效率勝政府官僚－筆者無意指官僚比商界中人更明智、更優勝，而是相信各有長短，不能一言蔽之。面對來勢洶洶的高齡海嘯，政府的對應方式依然是增加向私營院舍買位，以豁免繳付地價方式誘使發展商提供安老院舍設施等招數。換言之又是靠巿場，靠商界力量——不知羅致光有否突擊巡視過私人院舍的環境，看清楚市場有效率的神話背後，怎樣在空間及人手方面盡量壓縮成本，結果把院友當成等死的生物看待。
自製長糧的邏輯，同是基於王于漸、雷鼎鳴等港府國師所鼓吹的那一套（註一）：政府不能提供太多福利去養懶人，市民最好自食其力，靠自己為晚年生活籌謀。香港過去多年，由經濟學者、財金分析員、傳媒編輯、政府官員到主流民主派，都持續散播這種打著「巿場自由」旗幟但實際上助長壟斷的想法，合理化一切弱肉強食的經濟民生政策，使貧富懸殊加劇，社區和街道荒漠化。活在其中，個體有若孤島，尤其脆弱，老病一至，欠鄰里支援，孤獨死至屍體發臭等慘事將變日常。林鄭政府中人，至今都無認真查探過問題癥結，毋視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小撮人身上所造成的危機。有關分析，筆者在這系列的文章已仔細談論過，不贅。
窮得只剩下錢的政府
羅致光IQ160，弊在偏執，迷信一套被事實證明了會帶來無窮禍患的經濟教條思想，更欠缺最起碼的問題意識。要找出破解深層次問題之道，引領香港步出困局，要有批判思考，但批判的精粹在於有意義的提問，並非一味否定人家以證明自己正確。破舊立新，由意念突破而來，羅致光卻凡事向錢看，只懂睇餸食飯地善用資源。最近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便批評政府擬削整筆撥款1% ，在福利事業方面貫徹「小政府」的原則。只不過，當大興土木時，政策又揮金如土。兩者相加起來的效果，便是政府對弱勢錙銖必較，對金融、地產界的巨大利益集團就相當手鬆（註二）。
甚麼該花，甚麼不該花，政府背後的理念－假如有的話－都是做大經濟的餅那一套。但無論經濟學界抑或我們的切身體驗，都在在說明一件事：做大經濟的餅，背後假設了有涓滴效應，但它並不存在。財富是向上，而非向下滲。所以稅制不改革的話，特別在全球印銀紙的大時代，有樓與無樓階級的貧富差距只會有增無減。但由於林鄭／羅致光有自我思想封閉的毛病，把福利事業開支視為低效益的一次性消費，處處設限，恐防洗腳不抹腳，並不懂得從理論與現實的落差中超脫出來。這是欠缺問題意識所致。筆者一直強調跨學科的思考，正是要透過不同知識部門的碰撞，開拓文化想像力，尋找新的可能：
舉個例，老人問題能否超出收支帳的思考，不只涉及撥多少款和提供幾多個單位服務給人使用的事？市建局不用現在方式重建舊區，把睇錢至上的方針轉變做共融為主，打造助人自助的生活圈，達至「藏富於民」？所謂「財富」，可以是活化老區的文化資源及人際關係網絡，營造更有街道特色、文化生命力的社區和公共空間，這減少了發展商的發財機會，但會否更有益於大眾？「老人」又可否不再跟「問題」劃上等號？只要空間規劃得宜，鄰里互動互助有所加強，長者根本不用困在家中或呆坐在公園，甚至可以把其人生體驗、草根文化、生活智慧回饋社會，創造雙贏局面。政府可曾想像過這些可能，而不是一開始便想像甚麼高科技，產業化，對有錢人豪爽，對中下層孤寒？
跨學科的問題意識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曾國平在《「哲學政治經濟」的不對等關係》一文中提到，經濟學一科勢力較大，哲學、政治另外兩科便只有擔當批判角色，檢討經濟學「帝國主義式」的擴張，代經濟學者反思其學科的發展路向。PPE課程（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的跨學科教育和研究，往往便是用從哲學或政治角度檢驗經濟學的假設和分析，指出其中不足之處：理性是否只限於手段不限目標？自私假設是否只為簡化？人為何互助合作？社會規範和制度從何而來？為何人會投下一張效果甚微的選票？效率與民主自由是否有衝突？
從曾教授的演繹中，我們看到不同學科知識之間存在競爭，何者為主／次，更關乎哪一種理論框架和切入方法更為主導及可取的問題——進一步便可能要後設地權衡哪一種「方法學」最能捕捉真實，假如有所謂真實的話。除此之外，跨學科思考要做到融會貫通，線性思考往往不足夠，我們要有一種立體的世界觀，隨之而來便會萌生「瞎子摸象」般的問題意識。
以很多經濟學者掛在嘴邊的「市場自由」為例，他們關心的往往是教科書中的理論怎樣套用到現實世界，很容易忽略廣義政治中的權力操作問題。根據環保專頁《慳啲啦》的獨家報道，我們看到北部都會區未上馬，后海灣濕地保育區已經被人惡意傾倒泥頭破壞。主流經濟學連同地產界卻喜歡將深層次問題定性做供應不足，鼓吹拆牆鬆綁，使荒地釋放出來。這無形中是引導社會忽略很多所謂荒地之所以出現，背後有不法集團發功。要更有把握地認清世界，合乎公道地對症下藥，便須弄清楚自己位於哪，往哪裡走，背後有何考量，重視甚麼，又取捨了甚麼，所有這些，都不能在抽空一切情景的情況下進行。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系列完
（註一）雷鼎鳴到今天仍力言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會把基於私利的交易轉化為對社會大大有利的結果。詳情參考2021年11月26日《晴報》的《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註二）近年，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開始轉換說法，聲稱當市場無法運作時，政府要顯得強勢，出手干預，以合理化他鼓吹的大興土木和賤賣公屋計劃。只不過，他的建議和他當年大力推動領展上巿一樣，最大受益者以金融地產界中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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