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公映倫理風波持續發酵。事緣這齣電影獲《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電影三項提名，但其中一個主要涉事的單位英華女學校其後發出聲明表示會退出「最佳電影」遴選。當金像獎主席爾冬陞被問及對此事的看法時表示：「其實好大件事咩？我睇CNN，土耳其可能死二萬人，對我來講係更大件事。」爾冬陞身兼金像獎主席的身分說出這樣的話，自然備受爭議。有網民指出，記者當然是問他有關電影的事，難道他認為記者追問他有關土耳其大地震的看法才恰當嗎？亦有網民質疑，爾冬陞不想正面回應事件，因此提及土耳其大地震以轉移視線。
網民的回應，確有他們的道理（特別是第一點）。倘若爾冬陞日後遭逢不幸，部分網民也可能會重提他那句說話作調侃。無論如何，我們還可嘗試抽離一點來看這個問題。假若有一個不是影視界的匿名人士發問：「土耳其大地震還是《給十九歲的我》鬧出風波更大件事？」你的真實想法又是怎樣呢？
比較不同苦難 易陷非此即彼弔詭
認為土耳其大地震問題更嚴重的人，也許會持以下的觀點。首先，土耳其大震災所造成的傷亡程度遠不是《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公映倫理風波所能比擬。況且，在國際新聞的層面，土耳其大地震受到的關注程度明顯遠超《給十九歲的我》。若只從這兩個標準來看，那麼俄烏戰爭、2020年發生的黎巴嫩大爆炸案、前年的緬甸政變、持續逾半個世紀的以巴衝突等國際事件，也會較《給十九歲的我》鬧出的風波更嚴重。
然而，比較苦難的「鬥慘」做法，有時很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弔詭。關注《給十九歲的我》的風波，並不等於淡化土耳其大震災的嚴重程度，反之亦然。心理醫生和社工其中一樣最忌諱的事，便是向求助的人說：「你好慘咩？講慘，好多人慘過你啦！」若硬要貶低其中一件事的嚴重性，便會輕率地漠視當事人不合理地受傷害的程度。
關注不同事件優次排序 與個人和群體經歷有關
當然，人對不同事件的關注程度始終有優次之分。除了跟事件本身的嚴重程度有關外，亦跟自身的經歷有關，正如伊朗頭巾示威之所以持續發酵，除了是伊朗民眾對年輕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疑似被伊朗道德警察虐打致命一事抱打不平外，亦與伊朗女性長年累月受壓迫所累積的怨憤有關。伊朗女性得悉《給十九歲的我》鬧出的風波後會否覺得是「雞毛蒜皮」的事，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伊朗頭巾示威持續發酵與網絡輿論對《給十九歲的我》群情洶湧有非常相似之處：《給十九歲的我》的爭議之所以在本地網絡迅速發酵，既是出於義憤（儘管部分言論可能「過火」），亦與事件勾起不少人就讀中學時期被師長道德／情感勒索的回憶有關。去年中學男生髮禁風波鬧大，便是明顯的例證。毫不誇張地說，網絡批判中學髮禁風波和《給十九歲的我》群情洶湧，其實是微型的伊朗頭巾示威。
部分輿論意見領袖和網民批評校方和導演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身上、在影片中「騎劫」事主的感受、漠視女性多元的想法等，其實亦是部分女性主義者對色情片的指控（相關的學術著作眾多，只列舉Laurie Shrage在《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發表的〈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ex Markets〉給讀者參考，那篇文章列出更多參考學術著作。）。當校方高層高舉基督的愛，卻鬧出這種醜聞時，那件事本身已有很大的轟動性。
雖然大眾被校方公然曝露個人私隱的事件並不常見，但《給十九歲的我》的風波喚起了不少人在校園內被校方濫用權力「大石砸死蟹」的不快回憶。儘管並非凡是學生的想法和行為必然正確，凡是老師的教導也毫無值得參考之處，但老師也會有認知上的局限，導致他們的教導有時會出現「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的問題。有些中學老師儘管對哲學、倫理學和社會議題不會有很深入的思考，卻有好為人師曉以大義的習性，甚至責罵和懲罰拒絕循規蹈矩的學生。脾氣不好的老師更會有把情緒發泄在學生身上的傾向。有一種非正式的說法是，從事不同行業的人或多或少會患上不同的「職業病」；有些任職老師的人，在日常生活與其他人相處時也改不了以老師對待學生的行為模式行事。此外，大眾（曾）到教會聚會的比例相對較上學低，但教會群體同樣有部分人有道德優越感的傾向。
《給十九歲的我》的風波，也涉及到籌款的爭議。只要對教會和教會學校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也會那兩個圈子以「愛」和「看見異象」的名義為擴建籌款的現象不感陌生。若然讀者過往曾留意《信仰百川》網頁（那個網頁在2021年已關閉）的文章，不難發現有部分作者早已對這種現象抱批判的態度。退休神學院教授江丕盛博士上星期在《時代論壇》發表的文章〈《給十九歲的我》：兩種回應〉亦指出，基督教圈子、教育界和社福界強調愛、包容等價值觀是非常普遍的敍事方式，但在不為意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對別人造成重大傷害並非稀奇的事。
《給十九歲的我》風波的影響範圍，還遠不局限於上述的界別；從事新聞工作和學術研究的人也可能會感受到事件的震盪性。例如，香港體育記者協會發聲明表示憂慮影響日後香港體育記者在外地大型運動賽事的採訪工作。又例如，有不少學術研究項目會請求中學幫忙協助安排學生做不記名的問卷調查，但不少學校聽到要幫忙派發和收回家長同意書後也會覺得太麻煩而拒絕請求（加上大學的研究項目受不少規條限制，例如只能向學校提供吸引力有限的幫忙饋贈）；如今《給十九歲的我》鬧出家長同意書的風波，日後或許會有更多中學抱「少做少錯」的心態拒絕研究訪問邀請。
不用強求人人關注《給十九歲的我》
簡言之，《給十九歲的我》的風波與不少港人的校園生活回憶或現時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事件在本地網絡迅速升溫是非常正常的事。然而，由於個人和群體的經歷差異會影響各人對不同事件關注優次程度，因此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別人也應密切關注《給十九歲的我》的風波。對土耳其和敍利亞的災民而言，大地震當然遠較其他事件嚴重。對黎巴嫩、緬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眾而言，他們也很可能覺得發生在他們國家的事較土耳其大地震更大件事。
筆者接觸的不同人中，有些人只會集中談論國際新聞，亦有些人跟筆者相處時甚少會談論國際大事和本地社會事件；他們訴苦的內容，主要與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有關，例如在疫情下籌備婚禮或／和照顧嬰兒時面對的各種困難。此外，有些歷史學者窮一生之力研究不多於數個歷史議題，但不會隨便就國際時事和社會議題公開表達意見，甚至不會多留意時事。筆者與他們相處時並不會強行把話題轉至《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公映爭議。
不過，筆者承認對別人的寬容有上限。若然有人在筆者面前抱怨個人享樂的慾望未能得到滿足，例如去外地旅行購物和品嘗美食的體驗不夠痛快，筆者可能會忍不住回應：「其實好大件事咩？土耳其大地震、黎巴嫩大爆炸案，對我來講係更大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