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香港，無疑正在一片焦土之中。政權借助疫情帶來的「黃金機會」，發動逼令「人心回歸」的總攻勢。各政策局爭相在自己的領域「交人」，向中共「證明」有違「國家安全」的不法分子的確散佈在香港各界別，因此港版國安法的聖諭來得及時，教人明暸解決反極權浪潮的正確之道。不少評論仍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共的舉措是「愚蠢」的，因為這只會加速斷送香港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有害無利。他們同時也會指出，香港高官會成為斷送香港的劊子手，也是「愚蠢」的。然而，持此論者，似乎仍未接受到，向中央「交人」以證明聖諭英明的「政策」，正是今目的為官之道，屬其掃黑除惡，保家衛國的「政績」。
處身於「加速」之下的香港，我們正付出龐大代價，同時心情也好予盾。一方面，我們有份主張攬炒，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現在藍絲也正在問：「你們豈非求仁得仁？」是的，某種「求仁得仁」，正是「加速」和攬炒。若民主自由不可得，我們也拒絕一切虛擬的「制度」。與對手一起直面活在極權下的真相──我們一直以來的「制度」都是立在極權恩典下的浮沙──所謂「自由」的空間，乃是在上者予取予攜的。
後極權下必要的道德生活
然而，攬炒與疫情夾擊之下的情況下，我們卻不得不承認，此局之下，個人的渺小。移民的人不在少數，民間動員力大大減低，政權大力「整改」「四座大山」，直接將壓力施加在個人身上，同時直接把恐懼輸送到每個人的眼前。
我們既明白在大勢之下，「加速」是無可避免，同時也忍不住看見「制度」消逝，想要「守住」甚麼，然後更感無力。不少人只能「望天打卦」，期望國際線的中美角力可以為香港捉到一線生機，也有不少人主張「活出磊落真誠」引哈維爾的話，引導大家在極權下，如何思考自己「可以做甚麼」。
然而在兩個方面，總有空泛的一面：那我現在好好活裝備自己，靜候時機？還是在漫長的黑暗期裏，只能活出自己？正如很多極權研究者所指出的，現在中共擺出的「局」也很清楚：不單要以高壓手段令香港的反抗噤聲，更要令此地變成一個人民自求多福，篤灰為樂，得過且過，道德淪喪的社會，唯其如此，才便於極權的統治。在恐怖政治的手段下，目前的戲碼多為由上而下的打壓。然而下一步，即為多數普通人與政權的「合作」，包依照劇本行事的人們「明知或無意」地在不同領域「揪出敵人」的篤灰者……最後使人陷入「原子化的孤獨狀態」（亞倫特），惶惶不可終日。
正當我們過渡到後極權的處境，當務之急，是既要維持士氣，同時創造條件，避色人們在社區、職場、學校、生活圈中，跌入這種孤獨狀態，使不甘為奴的人們有建立互信的可能。
也就是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維繫，安徒引哈維爾主張的「平行國度」，指出民間應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功能在於維繫真正的社會團結，也讓人們進行自助自發的行動，互相保護，免受極權政府掌控社會的工程所傷害。」普通人之間要過外於政權的道德生活，持守記憶，追究真相，維持士氣，便需要這樣的社會空間。
建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
過去，香港的公民社會活在自港英起的虛擬自由主義的時空之中，各自尋索自己的空間，各種團體依據議題分類，如性別、勞工、土地、政治議題等，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分工」。個別議題倡議的模式，在我們所熟知的公民社會大行其道，亦各在斬獲。在主權移交以來，似乎十分有效。這些板塊之間的連結並不深，雖然組織者之間可能相識，但沒有形成跨界的政治連帶（或者嘗試但失敗），同時亦可能由於議題劃界太過「專精」，導致這些議題與民主運動的思潮改變，民情改易相脫節。更加談不上板塊之間的「群眾」互動了。
然而，過去一年的反抗是一場社會矛盾的綜合爆發（而不是某些「左翼學者」所主張的「狹義政治議題」），並不能在「社會議題分類」中切開一個「分工」來。當然，既存的以議題為本的民間團體仍能在不同程度上，以自身的資源介入到運動之中（例如媽媽集會／#ProtestToo紫光集會等，不贅。）但此中的介入已跟議題倡議的模式有所不同。而運動本身產生的能量，亦衍生出多元的行動主體和不同板塊，堪為一種新的公民社會。
議題倡議式的公民團體過去在某些時空下，與政府形成某種官民互動，透過深耕某些議題，達致政策改變。可以預見，今日香港的形勢下，這種做法將會越走越窄，而「分工」式的倡議亦容易與「加速」中的形勢脫節。繼之，不少議題所援引的「國際標準」，亦在變化中的國際形勢中遂漸瓦解。
若果今日須重提「公民社會線」，其重點應在於建立在同路人之間一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安徒）。很多關於其他國家民主化成功的專訪和文章，側重於「光復」一刻的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在黑暗時代中，如何從個人層面堅持良心、心性，以待天明。然而公民社會的質地對「贏」的影響，甚至甚麼是真正的「贏」有所影響，則是少有論名。韓國和印尼分別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末完成民主化，但兩地的轉型正義進程，則是差天共地。韓國不但在歷史上「平反」了光州民主運動，將之寫入正史，全斗煥更經歷了公開審訊定罪，成為少數受現世報的獨裁者。而印尼蘇哈托時代的軍佬們，染指對學運的屠殺，至今仍是一大勢力，甚至有官做。韓國民主化後，對全斗煥罪行的追究，要到他上庭定罪為止，這並非國際標準的執著，而是當地人民和公民社會在「民主派」執政之後，仍窮追不捨的結果，令所有政客難以與權貴階層輕易妥協。由是觀之，這個「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不但是各領域「守」的戰場，更是形塑抗爭陣營價值觀，持守記憶，滋養行動的關鍵。
至為崩壞的時刻，新的勞工主體
筆者讀到劉俊平先生《新工會浪潮可以是一個怎樣的角色？》一文，當中提出新工會應建立「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網絡」，正切中今日運動之所需。劉提出這個工會網絡可與社區網絡（主要為區議會）相輔相成，並在行業的宏觀社會議題與民眾連結。也就是說，要建立工會與會員在行業上的關係之餘，不忘建立行業課題與「群眾」的關係。
按此發展下去，容筆者作幾點補充討論。「以行業為本」的意思，當可指行業從業員之權益和行業之發展，在疫情之下，向大小新工會其實亦埋首於有揭露疫情下打工者面對的問題，以立於政府政策下的不足，可算一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天職」。而有趣的是，在運動中產生的組織之中，「需要」進行這種雙線發展的，並不多見。
另一方面的「行業為本」，則在於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包括行業的（本土）發展，專業標準的維持，職場中的自由空間（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凡此種種，皆為行業中的社會議題，可建立到工會與群眾、非從業員之間的關係，產生更多社會予盾。
更進一步，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網絡」，這個網絡亦應該「離開行業本身」，安徒將波蘭團結工會形容為「綜合的文化、社會、教育及行動的中心」。也就是說，「工運」並不應處於核心位置，重點應在於建構「空間」讓「以行動為基礎的公民」連結起來，他們不但在進行有關行業的運動，同時也「綜合」地處理整體運動的各種問題，而非作以工人權益為中心的「公民社會分工」。
考察現存的新工會之間，可以見到實際上各工會本身已呈現這種形態的雛型。「醫護罷工」既是勞資糾紛又同時是充滿政治性，不在話下，不少工會就著行業專業操守而發聲，亦有工會在疫情下大搞有關運動的展覽等，皆是以自身角色為香港共同體而努力。而620反國安法公投，更是跨動員的嘗試。
然而，要延續這樣的網絡，需要各工會之間產生更緊密的連帶。這連帶並非要建立一呼百應的大台，而是要令一個「以行業為基礎的公民網絡」在群眾眼中變行可見，繼而連結到運動中的各種板塊，在更展闊的公民社會中扮演一定角色。工會中的個人也可在這樣的網絡中，參與「外於政權的社會空間」，有文化生活，建立出人們可以「過道德生活」，不隨政權起舞的底氣。
當然，這種「社會空間」的角色並不止於工會之間，但工會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連繫到活在極權社會之下的一般人，令這個「圈子」不止於「塘水滾塘魚」，同時令更多人參與在改變香港的思潮討論之中。
若果我們當前的疑惑，是「活在後極權社會一個普通人可以做甚麼？」那麼我們可以判斷，「新工會」的重任並非在於傳統意義下的「搞工運」。那些主張工會們應著重爭取勞動三權以擴大工會保障之類的評論，也許並沒有錯，但卻是捉錯用神。現在正是香港「工運」某種「興盛」之時，但同時也是勞工倡議的冰河時期。正是制度至為崩壞的時刻才催生出（新的）勞工主體，而不是待得制度改善才可以「壯大工運」。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倡議，而是任何行動應按照具體的形勢分析和脈絡而決定，不能說一句「工會＝爭取勞工權利」的方程式，便得出方向。
攬抄大局之下，民眾是否真能在崩壞的前景下，在危機之中穩定心神（暫且不談「保持希望」），渡過長夜？這正是目前公民社會各板塊要處理的問題，也是新工會浪潮需要思考的。
建華 於東頭懲教所 22. 10. 2020
參考：
安徒：無法思考獨立，何能獨立思考？（11-10-2020，明報）
劉俊平：新工會浪潮可以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陳婉容：在沉默與發聲之間，掙扎在灰色地帶的多數可以沉默，但如何令沉默有價值？（16-9-2020，端傳媒）
（標題及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小薇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