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九年，繼他的第一部作品《白瓷》(1999年)之後，年青作者李智良近日終於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房間》(2008年，由Kubrick與廿九几聯合出版)。《房間》的副題是「作為『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壓抑」，根據該書的官方內容簡介(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276)﹕
《房間》一名「精神病患」回溯其十二年服藥生活的「自我診斷」。作者時而冷靜，時而鼓燥，述說由服藥引致的種種身體變異與情感隔絕，讓一場寧靜災變的遺禍浮出地表，為現代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房間》同時是一名「精神病患」的生活筆記。作者從個人卑微的視角出發，觀看、感應他人之所願、他人之所待。它既非告解，亦非日記，唯指向城市住民勞累的生活中無以言表的內心經驗，是由壓抑的零點切入游離不確、「始於失序、願意迎向失序」的書寫。
翻閱這一本薄薄的《房間》，在夾雜著理論語言與抒情語言的書寫底下，你會感受到一股撲面而來的存在漂泊感，這或許就是作者所謂的「城市住民勞累的生活中無以言表的內心經驗」。但具體而言，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經驗和感受呢? 筆者認為，書中〈三月的獅子及其他〉一文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而其中的關鍵是貫穿於全書不同角落的「鏡像」意象。
跟自我間離的鏡像
〈三月的獅子及其他〉一文是對日本電影《三月的獅子》(1991年，矢崎仁司導演)的分析與闡發，但最引起筆者注意的，卻是作者對電影中「鏡像」的一段「饒有興味」的闡釋﹕
趙方豪演的「春男」，一次又一次在地盤中看到鏡子裡好像自己的一個人，裸著身。與拉康(Jacques Lacan)的講法有所出入，鏡中那個像極春男的人，幾乎一點也不能動，只是很彆扭的回眸鏡外，驚覺被瞧見自己的裸身。當春男想要望清那人，鏡子就立刻轟碎了。(頁107)
《三月的獅子》本身的情節並不複雜，是一個亂倫故事﹕電影中自稱為「冰」的妹妹一直暗戀著哥哥春男。當春男因摩托車意外受傷而失憶，妹妹決定將計就計，騙他說他是她的戀人。但妹妹心裡明白，哥哥終有一日會恢復記憶，所以她決定在重建區另覓單位居住，以延緩那一天的來臨。有趣的是，〈三月的獅子及其他〉一文提到那些鏡像情節，實際上在電影中總共出現過三次﹕(一)為了生計，春男到居所附近的重建地盤，當拆卸工人。一次開工小休期間，春男偶爾看到地盤一角的鏡子中自己的鏡像。鏡中跟鏡外的春男無異，都穿著工人服，而鏡子最後則被其他工人轟碎了。(二) 春男在地盤工作時發生意外，結果其中一隻手一隻腳都給廢木上的鐵釘刺傷了。休息期間，春男再次在地盤一角的鏡子中看到了自己的鏡像。但跟第一次不同，這一次鏡中的自己是裸著身的，正如李智良所言，是「很彆扭的回眸鏡外」。不過，鏡子最後依然被轟碎了。(三) 春男恢復記憶，從地盤拿了一片鏡子回家。他把鏡子放在家中一角，他看著鏡中衣冠楚楚的自己，但這一次鏡子卻並沒有被轟碎，圓好無缺。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的複述《三月的獅子》中有關鏡像的情節，是希望指出﹕跟電影以春男自身與鏡像的分離到重合來具像化春男恢復記憶的過程之原意不同，在李智良有趣的「誤讀」中，〈三月的獅子及其他〉更強調的是春男自身及其鏡像之間的間離。事實上，這一種跟自我間離的鏡像，可謂遍佈《房間》全書，而這跟該書所要表述的核心存在感受相關，現試舉數例以明之。
例如在〈時光〉一文中，作者便曾經指出，由於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加上有時會改變藥物劑量，自己會「很抽離木訥的看著自己」，「如果我是一個人形，它看來就變成失焦一樣，Out of focus，模糊而沒法把握住，就像我溢出了、滑出了原來的『自己』。」(頁154，155-156) 這一種自我的間離或陌生感固然部分地跟服用藥物有關，但細閱《房間》裡的種種文本，我們會發現這種存在的陌生感更多地源自作者所厠身的文化語境，而這或許可以同書中所反覆出現的另一意象﹕「出走」，作出說明。
要是不走，必會死在香港
作者曾經在《房間》中多次複述一段於九七回歸後不久發生的短暫出走經歷。1998年，作者第一次獨自旅行，目的地是台北。作者「只草草訂了機票，沒有計劃，連落腳的旅館也沒有找。」(〈出走〉，頁175)作者把這段經歷形容為「出走」，當時之所以如此渴望離開，是因為「有種莫名其妙﹕『要是不走，必會死在香港』的恐怖感覺壓著自己」(同前)。結果，作者的這一次出走顯得草草收場，他不足一星期後便循澳門返港。但為什麼要出走呢?作者在〈出走〉一文開首便指出﹕「不少人都有過出走的念頭。這個城市不是住人的，可這個城市還是擠著這麼多人，想離開的沒能離去，來的人又比離開的多，行路不能慢、上厠所也得排隊。並且，我們年青時想做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頁174) 所謂「出走」，具體而言，每每指個體由一個地方往另一個地方跑，但究其根本，其實更多地指一個人由一種有欠理想的狀態出離，往另一種可能比較理想或過渡的狀態逃逸。
對自身不滿
對於作者來說，這個城市的非人性，可謂層出不窮，由醫療系統、空間規劃、城市管理到市場主義，不一而足。但筆者認為，除了外在環境因素外，「出走」也來自我們對自身狀態的不滿﹕「我們年青時想做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作者便曾經指出，在1998年那一次短暫出走之後三個星期，他作為「我」的整個社會身份崩塌了下來，而在他被送往醫院之前，他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想要不停易服蛻變而成為另一個人，好趕快完成這場被安排的人生的各個段落，從孩提到老死，然後就能解脫、或過渡到另一種存活的方式。」(頁175) 值得注意，前述那種「跟自我間離的鏡像」再度出現，而究其根本，這種間離源於作者對自身狀態的不滿。
走出後殖民
然而，作者又指出，這種存在狀況並非純粹個人的事，而是一代人的共同經歷。他指出，像他們這一代生於七十年代的「最後殖民」，「即中共延緩收回香港之下，英人在港推行一系列舒緩社會矛盾措施漸見規模之時才出生的一群。經過平坦而無梦的少年時代，望著電視告別彭定康的兩個靚女，然後就是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政治實驗。」(〈三十而立〉，頁64) 可以這麼說，作者那一代人之所以對自身狀態不滿，除了跟回歸後時代的急劇變化有關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一直學步於平坦上致使特別脆弱，容易惶恐，鬱鬱不樂，營營役役追求的只有一種『愚昧的幸福』。」(同前，頁65) 心病還需心藥醫，但心病又豈止心病?那也是一個時代的病，或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夠讓我們真正的跟自我重合，走出後殖民。
法國精神分析史學者Elisabeth Roudinesco曾經在《為什麼是精神分析?》(Why Psychoanalysis?)一書中指出，現代人的一個特點是﹕在個體性強的同時，主體性卻相當的脆弱。就此而言，筆者會把《房間》裡的書寫，理解為該書作者的一項主體建構工程，在自我間離中，嘗試邁向真正的自我重合。
原刊《文化現場》第七期(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