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今日《信報》文化版，「觀自在」專欄)
按：無力息事，有心寧人。事有湊巧，今日《明報》續談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唯望大家以平心常看事理也。
從來喜歡這欄目名稱，搞藝術艱難，若然還要搞得不自在，苦也！
因藝術村之名，這兩周香港鬧得沸氣騰騰，原來在《明報》只是千多字的報道，在網上卻引來了三萬多字的回應，聯署要求道歉有之，細數藝術家生涯辛酸有之，接近人身攻擊的謾罵有之，借題發揮的小圈子政治有之……作為「獨媒」編輯成員，看見網站群情洶湧，本來應該興奮才是。上一次藝術上頭版，已是十二年前的潘星磊事件，當時藝術圈普遍都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加上對南來文人的歷史猜忌，幫拖的少，割席的多。這次藝發局反應迅速，在剛過去的周五舉辦了「藝術村在香港的角色」座談會。香港藝術家在殖民以至特區時代長期受政府忽視，又得不到社會的普遍尊重，積怨只是借機爆發。近二百名出席者踴躍舉手發言，聲討報章之餘，更把矛頭指向政府及藝展局。
經濟機遇的迷思
記得二〇〇六年初信和集團主動接觸伙炭，香港地產商主動找藝術家合作，前所未有。藝術家選擇勇往直前，與地產商合作，正式啟動西九時代的文化新局，同時亦註定了日後藝術家在高地價政策下功成身退的終極命運，分別只是遲早而已。北京７９８之「成功」，對不少藝術家來說是一場慘烈的失敗。聽「藝術村在香港的角色」座談會講者和台下發言，有謂藝術家要放下身段兼顧市場推廣，有謂政府要帶頭引路，有謂傳媒要正面宣傳，有謂靠政府不如靠市場……這邊廂講者何兆基對藝術家為城市開發新區與商機，到處刀耕火作而感到無奈，那邊廂胡恩威卻像換上了經濟機遇委員會成員身份，苦口婆心勸藝術家要把握海嘯趁低吸納─種種自相矛盾，在在顯示藝術家在公民社會與市場面前進退失據─連藝術家也不知如何自處，藝術村的定位與規劃當然亦左右為難。
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以展示為本位的藝術空間長足發展的年代；二千年前後以工作室為主位的聚合逐漸成形，二者皆不必美輪美奐，卻必須租平，故選址城市邊緣，是既成定律。然而前者以組織團體為主，無靠公共資助或自負盈虧，均須面向公眾，靠近城市的消費空間。而後者以個人或友儕湊合，入伙交租，然後埋首創作，是城市的生產空間。香港寸金尺土，藝術家要留住自己的工作室，就是不革高地價政策的命，也要避免成為士紳化幫兇！
迷失於市場與社會之間
創意藝術中心空降石硤尾引來的一連串問題，源於一開始已沒有把地區特色視為有利條件，反而視為負面因素，卻妄想與世界接軌。例如只強調與地鐵站的連接，而不是趕緊使中心成為社區日常生活地標；只想到引入茶室畫廊，而沒有考慮藝術家如何可與社區共享價廉便利的工業材料及生活所需；只想到遊人方便，而沒有包容藝術家作為生產者的生產與生活習性（包括在工作室留宿）。如果將來美荷樓也是以同樣的思維方式規劃，將會是藝術家與社區的共同災難。
藝術村與社區─同舟共濟
聽二月十一日港台節目《思潮作動》，古天農引述羅曼羅蘭的話，說「戲劇要搵翻我地嘅人民」。畢竟藝術家再苦，也苦不過因為工業北移而失業、因為舊區重建而失所的市民。我們或多或少地享受了政策上的優惠，如果只懂得視市民為市場，不只正中了行政思維量化效益的盲點，更是跌落「大市場小政府」—讓公權力卸膊推責的陷阱。要終止士紳化的惡性循環，藝術家與「原居民」可說是坐埋一條船。以本土作為實踐，力求城市的消費與生產平衡發展—最終雖然未必會贏，但義無反顧地投入市場，則結果多半會輸。
二〇〇六年我曾就伙炭、牛棚及富德樓三個藝術聚合做了一次量化與質性調查，發現香港的藝術工作者，十居其九均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可見藝術走向專業化，在教育環節上已趨完成，唯能靠出售或發表作品作為主要收入者仍在少數。雖然稱為藝術家，但這群勞動者必得從事與藝術或無直接關係的有薪工作，以維持生計及補貼創作開支。當中或許有人能扶搖直上，但恐怕對大多數來說最終都只會默默無聞。以市場思維觀之，幹藝術這一行完全是一盤蝕本生意。藝術在什麼時候是應有合理回報的工作？又在什麼時候是不計回報的使命？同仁應該小心的是在社會與市場之間混水摸魚的雙重標準，例如商界以支持藝術為名搞商業推廣為實，卻要求藝術家無償工作；又或者是藝術家以豐富市民精神生活為名，卻視市民為換取公共資助或政策優惠的籌碼。
早年出道，愛參加各種武林大會，看藝術家如何理直氣壯數政府不是。看見官代方表詞窮理屈，心裏會有一陣涼快。然前陣子到藝術館聽了一節「開放．對話」的策展人座談，又看見有新書以「另類」為定位─新舊面孔說着同一番老話，而這些老話，說了十年、二十年，陋政人事依然─這不就證明了這些老話根本就不奏效麼？不少同仁習慣自覺與不自覺地以自我緣邊化來換取社會認同，但回過頭來，雖然說明了藝術生涯含辛茹苦，卻同時在假想的敵人與自己之間畫了一道楚河漢界，結果是現實改變不了，邊緣化卻成為了現實。香港藝術家也是知識分子，實在不應經常妄自菲薄，而更應自重自強，進而體察別人困難。誠望二〇〇九年香港藝術界同仁多存歡喜心，在逆境之中觀自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