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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腳下溜走的本土 –試論區域融合和全球化下的尺度張力

從腳下溜走的本土 –試論區域融合和全球化下的尺度張力

廣深港高速鐵路急速上馬,預料工程會拆毁元朗村落菜園村。縱然老居民聲嘶抗議,但在一片珠三角融合的催谷聲掩護下,區區一條新界散村的意義,「難免」在更宏大的區域視野之中消失掉了。廣深港高鐵到底有何問題?讓我們先簡單重温朱凱迪和葉蔭聰的論點:

1朱凱迪:發展鴻圖犧牲居民權益,而又一次,通過虛假的規劃諮詢,決策者拆毀一個具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社區村落,這無疑是我城開發根本的問題所在;

2葉蔭聰:這涉及空間公義(Spacial justice)的課題。他問道:既然鐵路會延伸至元朗,為何那裡只建車廠而不建車站?在香港段唯一的西九站之外,為什麼不可以在資源相對貧乏的新界西多設一個站?就是說,公帑興建的鐵路所賦予的高速移動能力,是否只能由部份人專有?移動能力的分配在西九龍和新界西之間是否不公義?

然而,在此之外,筆者提出另一重要的面向,它涉及整個珠三角融合更為隱晦的面向,就是所謂尺度(Scale) 的問題。

尺度張力: 社區、本土、區域和全球

眾所周知,我城在各方的催谷下,要更快地融入一個更大的尺度──珠三角--之中。廣深港高鐵的興建中,有一點至為明顯:以後由西九飛躍至深圳,只需14分鐘,而此速度比起我們由西九乘坐公車至油麻地還要快;而去廣州也不過需時48分鐘,而這又要比從西九到諸如上水之類的地方還要高速。換句話,總共395億元鐵路興建費用的作用其實是:強化一個特殊的尺度,或曰「區域」,將它打造成比「社區」以至「本土」更大更快更方便的「區域」,而珠三角正是那個由種種力量搭建出來的「區域」。結果是,像「社區」和「本土」諸般的尺度便顯得次要了。

其實,香港已有交通工具到廣州,而興建廣深港高鐵只為了無止境地加速:交通時數可以減少一半至48分鐘。但誰希望把速度提升到如廝程度?官方老早就強調這是個區域「經濟」融合體,而地鐵公司做的宣傳短片更像是徵候性地說明問題:便訪問的四位市民全是商人,分別是總經理、技術總監、投資公司董事和項目總監;彷彿在籌建此一基建時,地鐵公司心中只有商人,商人等同了普羅大眾。

由此可見,尺度重構的壓力主要來自於資本的需要。城市建設的資源、注意力和優先性都放在了一個特定的尺度上,其他尺度因而只能投閒置散地靠邊站,甚至拆毀自己騰出空間,好讓另一尺度的鴻圖大計得以一仗功成。讓我再舉一例,那就是近期鬧幟熱北九龍裁判署問題,這涉及更大的空間尺度:全球。

文物交給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的問題不僅在於,政府是否支持粵劇文化,而是此一明明植根於本土的東西─北九龍裁判署-竟徹底被全球化掉了:此一全球性學院,目標學生主要來自亞洲而非本地,教職人員則來自美國以至全球。在這個例子中,全球地景在我城的崛起,其成為可能的首要條件之一竟然是「出賣」北九龍裁判署:空間主要的使用者既非粵劇人仕,也非本地創意媒體教育的教師學生。難怪社會學者包曼(Zygmunt Bauman) 叫我們目光不要只注意,全球化帶來的一體化,而是該專心於其中的分化(Differentiating)。超地域全球精英故然南征北討,於各「地」打造任由全球人自由流動和旅行的全球空間,結果如包曼說:當地人「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唯一的『當地」(Locality)從腳下溜走」。

當下,區域融合和全球化的呼聲高唱入雲,我不完全反對。不過,正視本土「從腳下溜走」的危機倒是一樣迫切:城市建設中,油麻地或菜園村在珠三角融合的宏大視野下不值一顧;全球化中,文物的活化已變得面目全非而脫離本地。正如地理學者哈衛(David Harvey) 所說:在一個尺度中顯得重要的事物,若換了在另一個尺度中衡量則未必一樣。這種情況存在於珠三角融合,也存在於不同領域。

難以統一的度量衡:珠三角、港產片和普選

1珠三角:返回融合此一現象本身就經已充滿張力。一直以來,特區政府被批評對融合一事猶疑不決,生怕香港失去競爭優勢。但這進一步説明了兩個不同尺度的和諧一致是人為建構的事。我們可以從反面閱讀這類批評:恰恰因為廣州和深圳同樣發展金融及服務業,固粵港之間存在利益矛盾;換言之,廣深港高鐵一定有利於香港一說值得商確。不過,一片融合聲中,尺度的差異早已不允許提出。

2港產片:其他文化領域隨著社會轉型也面臨同一問題:只要看看近年為了爭取內地觀眾的合拍片就知道了,香港電影的本地性格如何地只能苟延殘喘下去,或怎樣從適合另一尺度的選角、主題和電檢制度中慢慢消磨。

3普選:除了中央常説的「和諧穩定」作為拖延借口,且看2007年12月29日喬曉陽政制座談會講話中,他把普選押後的理由之一是: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胡錦濤主席幾次會見特首都強調,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中央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加快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它同樣也是加快香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然而,所謂「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本世紀頭二十年是加快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以及「和諧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願景,對於我城來説,即一個「經濟起飛已30多年」、「爭取普選亦已經接近30年」及「67年之後再無暴動發生」的城市,真是一樣迫切嗎?人們認為的恰恰相反:作為已發展地區的香港己是足夠安定繁榮,因而夠格獲得民主政治的權利。凡此種種,難道不是種存在於不同尺度之間的張力?

小結:

我不是說上文的幾種尺度必然無法共存,但在今天的城市打造過程中,一些人的目光似乎只顧遨翔於那宏大的尺度上。我想起我城方興未艾的社區旅遊,它們並不以高速和宏大自居。人們懷著熱情走進老區老村落,用無數小時以及腳步穿街過巷,為的只是認識一塊磚頭一所老店一個社區。說穿了,選擇某種尺度投入其中並非一項中立的事業。

圖片來源:M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