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沒有正式統計過，但悼念活動的數目，可能是二十年來最多的。跟六四有關的出版，就更是汗牛充棟。六四固然用坦克與槍彈奪去了無數北京學生與市民的性命，為亡者的親友造成無可彌補的創傷(可看即將出版的《和天安門母親一起》)，當年不少人也被迫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大陸先鋒派詩人多多1989年的作品〈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最能表逹出這種背井離鄉的心境﹕「十一月入夜的城市/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突然//我家樹上的桔子/在秋風中晃動//我關上窗戶，也沒有用/河流倒流，也沒有用/那鑲滿珍珠的太陽，升起來//也沒有用/鴿群像鐵屑散落/沒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顯得空闊//秋雨過後/那爬滿蝸牛的屋頂/——我的祖國//從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緩緩駛過……」

十年生死兩茫茫，白頭人送黑頭人、黑頭人送不到白頭人，什麼故事都有，朱耀明牧師等發起的「我要回家運動」，便走訪了流放各地的民運人士，並於年初出版採訪文集《回家》。至於六四前夕，則會再接再勵，發佈採訪文集《再回家》與播放紀錄片《流浪的孩子》。

同樣是採訪文集，陳潤芝的《六四二O》，通過鮑彤、吳仁華、程真、陳逹鉦、陳一諮、王軍濤、浦志強、遠志明等站在改革開放、八九民運最前線者的訪問，除了讓我們知道一些鮮為人知的當年現場情況外，更直指中國當下的現實。例如鮑彤一節，便對比前後二十年的社會不公義：「當時我知道的腐敗是甚麼？我送你一條中華煙，你替我家裡安裝電話，就這麼個事情。現在的問題呢，我給你兩幢別墅，我給你兒子女兒出國，你給我一個 合同，這個合同是個壟斷的合同，一賺就是幾億、幾十憶，這兩個東西跟本不能比[...] 現在中國還有死刑，但是陳良宇都可以不判死刑，那你這個死刑對誰呢？」(頁22)書中訪問有一個反覆出現的論點，那就是當年民運所希望解決的貪腐、貧富不均、城鄉不平等問題，二十年來，不單沒有解決，反而是變本加厲。可見六四不單是當事人心裡一口冤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當下的政治經濟問題。文化評論人陳雲曾經說過﹕一個國家一朝沒有妥善解決這樣的歷史問題，一朝都不得好過。就算當年親歷六四的通通都死了，敵國都會記得，只要時機成熟，所有的歷史記憶便會復活。

當然，要看六四當年的歷史原材料，可看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該書於二十年前出版，記述了六十四名曾採訪1989年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的歷史見証。至於當年民運領袖之一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則記錄了「八九學運從4月15日到6月4日、從北大到天安門廣場，學運核心人物、重大事件、關鍵內幕及學運組織高層決策與爭議全過程的現場親歷、見證、回憶與考釋。」此外，還有以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的《改革歷程》與《Prisoner of the State》。甚至梁文道在表面跟六四無關的新書《我執》的跋中，也談到「那年天氣特別熱」。有什麼比在一本旨在破我執的著作中，記述這樣一種大於個體的我執更具象徵意義?

平反六四，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