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從未經歷過咁成功的反對書募集行動，一個月蒐集了超過一萬份，比目標更多。特別在元朗，菜園村村民說，填反對書的市民包圍了攤檔，那本來是抽新股才會出現的景象啊。明天反對期就截止，希望大家用點時間了解事件，並付諸行動，詳情可到「反對廣深港高鐵規劃行動呼籲」。
六月廿八日旺角道天橋，村民和義工們舉起印有一萬個市民名字的大紙，高叫不遷不拆菜園村。﹝john fung攝﹞
在運動的最前方──夏天，我眼中的菜園村民
文：陳秉鳳（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六月十九日，酷熱，在元朗街站嗌咪的區議員鄺俊宇，比在場爭取簽名的村民都要年輕。
街站在光華商場對出。村民跟我說光華商場是元朗地標，從前人人搭小巴都叫光華商場有落，光華戲院有落。馬路交界上有跟隨紅綠燈湧動的節奏。人從三面來，村民少說都有五十了，一人拿著一塊簽名板叫人簽反對書。
「不遷不拆菜園村」的村民自救運動，已進行逾半年。首次刊憲諮詢時村民收集了近三千封反對書，一封一封交到政府手上，修訂後的路線與原來差不多。有個村民本來收地收到家門口，修訂後能夠保留一條後院小路，其餘改動零零星星，政府毀人家園的初衷不變。第二次刊憲的諮詢期下週一結束，村民自擬了反對書，再擺街站收集簽名。
從一百到一千：努力換來回報
廿幾歲的區議員叫得聲嘶力竭，村民大汗淋漓於三十幾度的街頭，我從大埔帶著兩個易拉架過去，抵達時背脊已全濕。他們很有辦法，無論男女老幼都上前游說，哪怕未必個個都講得流利。抓住幾個重點：「廣深港高鐵你知唔知呀？元朗冇站你知唔知呀？石崗菜園村要拆你知唔知呀？」，從中再隨機應變，包括要用幾百億起、市民要爭取、同人人都有關──也包括只是很簡單的「簽啦、簽名支持我地啦」。
人潮中的明哥。
阿竹加入運動是因為村民話有義賣活動。最初她只到場賣菜，後來見唔夠人賣其他特產，她就主動叫賣。慢慢，她成為關注組的活躍份子，做活動主持、導賞員、街站站長。六月中上旬我們在天水圍天耀邨邨口擺站，太陽也猛。我們不太能夠掌握應該怎樣令天水圍的街坊簽名，一味只懂得派發特刊，等人主動過來。阿竹一家大小來幫忙，未及正午已開檔，入黑才肯結束。一天下來，集得一百份反對書左右。
光華商場的馬路交界人流很多，放工放學，買餸送貨去街，各種各樣。村民坦然直率，半拉半請，穿著小學校服的小男生小女生、手牽手的情侶、魁梧大漢、師奶；甚至一群幾個穿著時髦的後生女，都在他們「靚女靚女」的叫聲中，一個個留下了姓名、聯絡方法跟簽名。他們真心重視每個路人的力量。政府從沒仔細解釋過的廣深港高鐵規劃，都由村民一點一點介紹給街坊知道。光哥問我辛苦嗎。我說不。他健碩黝黑，覺得做街站比開工還要辛苦，此前從來不用這樣在街上跟人說話。儘管如此，我仍舊看見他派著一疊疊特刊。還有威力十足的水嫂，幾小時沒有坐過，十分主動，令我由衷佩服。後來才曉得，那天是她頭一遭到街站，大概是多天來見到同伴的努力，於是也出來幫忙，直到關站為止。
都發叔。
有時，我們還未來得及開口，很多路人就過來簽名支持。龐大的人流每人只有十數秒經過的時間，多日下來或者認得了村民灼熱的面龐，讀過特刊上的文章，得悉事情的梗概，那是累積的成果。天黑，千多個簽名，大家都感到鼓舞。明哥與鄰近機鋪相熟，不單能叫職員簽署反對書，還借到地方讓村民擺放物資。村民先前挨家挨戶著元朗的商鋪簽反對書，又或游說自己每層生活圈子的朋友，答應了又食言的偶然會讓他們沮喪，但更多時候，努力換來回報。別的村民則留守在村內負責收信、點算簽名、整理反對書，留意著港鐵或政府有沒有小動作。
晚上我們回到菜園村開會，直到將近午夜。有些村民上晝上班，下晝街站，晚上開會；但沒有誰抱怨過，還逐一向幫過忙的朋友鼓掌道謝。關注組主席高小姐說，他們捱慣了的，只是膝蓋會容易有毛病。他們都是蹲著務農的辛勤的農夫呀，我反而恐怕對他們囉唆的問候會變成客套，自己看似年輕，卻覺得跟不上他們的步伐。
我們稚嫩，所以更要需開口
回想二月初次入村，那時候村民每遇上查問就會轉介提問朋友給高小姐，自己盡量不開口，埋首義賣。經過多時，村民慢慢懂得表達自己的想法，也更願意和外界的人說明自己的處境，甚至組織游擊抗議，反對港鐵在村內啟動前期工程。由是，「不遷不拆，不搬不移」的訴求日漸立體，透過他們的堅毅現出真身。規模龐大、牽連甚廣、耗資數百億的一項工程，竟然這樣無聲無息的開展，而幾代在菜園村辛勤勞動過活的村民，卻給約化成一堆能被隨時移走的數字。
一個個老人在炙熱的街上要求別人簽反對書：他們如此堅毅地回應暴力。那些官式的嘴臉，僵硬的官僚架構，使村民愈發堅強。我們守護的價值基本不過：生活方式及居所的選擇權、緊密互倚的社區網絡、本土農業、大型公共基建的共同決策權。若政府仍拒絕反省現時的立場，村民只會被逼進絕處。我們相信我們可努力集得一萬封反對書的簽署，進而相信，這一萬封反對書意味了改變的可能。
開首我只是抱著寫報導的動機入村。後來時間愈久，愈被村民的力量震懾。上大學前我的生活平淡，與家人和舊同學談的多是生活瑣事，沒有社會議題。後來編輯學生報，總是用「工作太多」為藉口愈縮愈後，連同學也不敢面對：害怕跟別人分享對議題的見解，覺得自己還太幼嫩，無法開口。在旺角我們也有街站，主要是像我這樣的支援村民的年青人。較諸元朗天水圍，更多途人沒有聽過事件，亦與所謂鄉村生活更疏遠；他們甚至向你游說，你們做的事一點用都沒有，世界是不會改變的。當我戰戰兢兢地衝上前去，企圖對每個路人解釋事件的時候，我時時記住叫我做「阿女」的村長珍和送娣等師奶，牽著手在元朗遊行的士多阿婆，還有帶著我們逐家逐戶家訪的波叔。
市民圍在街站前閱讀《我們的菜園村特刊》。
傍晚時份有一隊身穿制服的美容公司職員在我們站旁誓師，開始做街頭問卷，四處問人：「你覺得自己邊部份唔靚呀？」村民也衝過去叫他們簽反對書，一個機會也不放過。我驚訝美容推銷員跟村民做著的事情如此相近──而村民得到支持人數上壓倒性的勝利，因為他們質問的是城市哪部份出了毛病。漸漸我由一個社會運動的觀察者，變成置成其中，與他們不可分割。完了街站後有幾十個喝光的膠水樽，汗滴禾下土，村民繼續默默耕耘。
﹝本文同日刊明報星期日生活第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