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下稱福山）最為人知的作品是「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主要原因是此書的結論，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是人類發展的終結點。此書的結論的確是評論的注意力所在，例如施永青對此深深不忿，多次在他的專欄中評擊此論毒害世人，但是從他的批評的淺簿的程度看，他看來是沒有把全書頭半部分的主體概念讀過。
此書簡稱為「歷史之終結」，但是「末人」（The Last Man）卻是此書不可缺少的觀點，而此書所描述人類由原始社會演化到末人的階段，更是遠遠比一般社會論述或歷史論述遠遠精彩。
人的本質，暴力的使用
福山在書中中段論斷，人類是一種需要被同儕承認的生物，不能僅僅滿足於「自我感覺良好」但被同儕排斥的狀態。福山這個說法與人類的生物特質很大程度相符，例如人類的力量並不是來個人力量，獅子老虎的力量比人類個人大得多。各種有眼的生物中，擁有眼白（眼的白色）的只不過是少數，「眼白」在戰鬥中很多是弱點，因為敵人可以從眼白中看到意圖。
人類使用暴力（包括法律暴力），在歷史上不一定是單純為了自我利益，因為在不少程度人類都可以苟且而活（例如農奴），不需要使用暴力才能生存。使用暴力是很冒險的，使用暴力的人將面臨暴力死（多個文化都有類似成語）。使用暴力是的目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衛生存之外），就是爭取被同儕承認自身地位。
福山亦提及古代帝王社會的問題（否則就不會失敗），帝王利用暴力使百姓承認他的權威，可是換來的是，他在國內沒有同儕，所有人都是臣子或草民。他即使隨便殺害一些草民也不可能維持他的「同儕承認」的狀態，殺害一些挑戰者亦無擠於事（很多時變成兄弟相殘，或殘害忠良的故事），他極為孤獨，需要被同儕承認的問題並無有解決。
人權非天賜，暴力的正當性
繼各個帝王被推翻後，人類開始看見共和體制，憲法社會，人權與民主都有初形。然而，人權與自由並不是天賜（否則我們要問，為何佛祖與耶穌降生時不把人權與自由賜予人類），它的過程是建基於「人類集體」對暴力的厭倦。「人類集體」需要被承認，於是就用暴力推翻帝制。在人權中，「人必須被承認為人」。奴隸制度往往與傳統宗教價值相容，每個古代文明都有一定程度的奴隸，但奴隸制度與「人類集體」的價值並不相容。其他被傳統價值接納的事物，都因為與「人類集體」相悖而被一步步取諦，「人類集體」漸漸成為公義的準則，而這個過程並非一步而蹴。無論如何，只有民主制度容許「人類集體」得到承認，這一步不是「好與不好」而是必然，說到這裡就接近福山的結論了。
「人類集體」厭倦暴力，但任何阻礙「人類集體」被承認的阻力都會面臨暴力威脅所推翻（如果不需要真正使用暴力而崩壞，那是好，但事實並非必然），這個並不是悖論。我們不要因為「人類集體」厭倦暴力，而否定一切暴力的正當性。對於暴力的正當性來說，這個歷史過程與「天賜人權」是大有不同的。
強國論
福山有另一本書叫「強國論」，這本書對暴力的語氣與「歷史的終結」大為不同，但同樣地，兩者不是悖論。
此書的「強國」並不是一般「大國堀起」的意思，「強國」這個中文譯名是誤導的，我認為「建國論」才是恰當。福山指出國家機器的功能是有效管治，那些包括不少範圍，例如社會安全（生產，食水供應），發展（教育、公平貿易）與前贍引導（投資與科研方向），而不是國家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
建國需要國家擁有壟斷所有暴力立法性，如此說來，是不是所有平民暴力都是錯的呢？不是。建國的確有壟斷所有暴力立法性的需要，但是國家是否真的擁有所有暴力立法性，是要視乎實際情況的。在一些情況，將國家推倒重來重新地建立一次是不錯的，但亦有一些情況，國家機器其實在某些領域仍然良好運作，即使政府只是行屍走肉，完全失去前贍引導的能力，但在手段上需要折衷，免得危及社會安全（不是政權安全或國家安全）。
我們需要建立對民主社會有利的社會秩序，亦建基於此。
有限但理性的暴力
平民暴力有不同的形態，有些只是和平地挑戰法律（如抗稅），有些是街頭抗爭，有些好像南韓以汽油彈對抗，這些都是有限暴力的形式。當然有些人不同意抗稅是暴力，我理解這個觀法，但事實上政府需要稅收以維持有效管治，他們不可以單靠發鈔維持社會安全。
有限暴力所涉及的，都是對當前制度危及「人類集體」（亦即是不公義）的程度的判斷，與及對當前制度的管治能力的判斷，兩者一併考慮才能得到中庸。完全和平的抗爭手段，在策略上可以感召多一點民眾（因為與傳統價值相乎），但這個不應成為教條。
在政府與警方維持秩序的時候，「有限暴力」的法則亦適用於他們，他們不可以單靠法律與暴力去維持秩序，他們有責任說服民眾，令民眾知道他們不需要把暴力升級而達到相同的目的。否則，政府與警方只會令暴力規模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