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表決前夕，民意調查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結果更時有出入。在許多人心目中，民調猶如鏡子，映照社會的輪廓：某官員說錯話，民意反彈，反之亦然。然而有些時候，最好還是拋開民調。譬如說，當課題是橫跨廿多年時空的政制改革，甚至當我們想知道「五區公投」在其中的意義之際。
記得回歸後首十年，自己於遊行隊伍聽過上千次的口號之一，便是爭取0708雙普選，因《基本法》的政制部份寫到那裏便留了白，人們嘴裏遂喊得踏實一點；反過來說，那一由《基本法》劃定的時間邊界，倒真的予人循序漸進之感覺，畢竟立法會民選議席的產生進程是：20席（1998年）， 24 席（2000 年）， 30 席（2004 年）。但到了今天，自從阿爺說了不允許，誰可堅持2012年雙普選而不被人認定為荒謬？而早在04年的另一次不允許開始，0708這對年份更早已淡出我們的政治時間表。
如果說當下民主路線之爭存在於一派只講求原則，而另一則僅察言觀色，我希望提出第三條衡量的尺度：主體。這就是說：在這廿多年的民主軌跡中，我們提出過什麼重要的訴求？何者為已取得的成果？又那些是未實現的許諾？翻閱我們自己爭取政制民主化的歷史，你會發現，如果將今天的情景與之對照，真正荒謬的是當下，因為今人早已遺忘了歷史，如果不是遺忘自己是誰的話。
公投太過激進？2012 年雙普選是妄想？516 前夕，讓我們重溫一段民主軌跡。時值1989年，天安門的一聲春雷把香港人震撼得筋疲力竭，而屠城之後，因六四而中斷了的《基本法》諮詢於7 月又匆匆重新啟動，延長數個月。有心人都在努力，嘗試於《基本法》定案之前，寫下更民主化的一頁。這期間，香港人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清楚表達自己需要一張怎麼樣的「政治時間表」。
八九， 香港預演全民投票
六四前的香港已深受前途問題困擾，人們害怕97後新主子的政治作風。解決之道除了是移民，還有紮根一些的回應：政制民主化。這段期間，社會流傳許許多多不同的政治方案，包括「190 人方案」、「89 人方案」或「查良鏞方案」等，它們各自表達了不同的「政治時間表」。於一個跟英國外交人員會面的場合中，本地「兩個律師會」提出了今天叫阿爺氣得七孔生煙的主張：「希望英國政府指示港府，進行全民投票，以了解香港市民對政制發展的意願」（20-04-1989 《明報》）。有趣的是，人們為何想到了「全民投票」？
當然，坊間的「政治時間表」十分多，但人們尚不知道哪一個可以代表主流香港人；其次，諮詢和起草《基本法》的官方機構之表現莫不叫人失望；最後，在《基本法》草案的第二稿中，也寫下了「全體選民投票」、「決定是否普選」的字句（這些後來都給刪除了），故不構成什麼冒犯。和今日的特區一樣，政府當然不肯就範，因此舉可能會揭示出政權和民意並不同一的真相；再者，當官方或非官方的政治「代理」 機構都不足以反映民意之際，香港人便需要尋求一種「直接」表達公意的政治形式（即公投的原意）；但和當下有別的是，「全民投票」獲得社會正面的回應，甚至得到零星落索的實踐。荒謬是，實踐者之一為深水埗區議員，即是今天誠惶誠恐反對公投的馮檢基。
1989年10月，他在區內設立八個「全民投票站」，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全民投票」，結果和理工大學進行的院校小型「全民投票」一樣：半數人選出了「兩局議員共識方案」（下稱「共識方案」）。這一結果深具意義，不僅因為該方案主張「2003年」普選立法會的民主視野，也不僅因為如此訴求乃由親政府菁英兩局議員提出，而是由於其為六四之產物。
如果說，八九六四前的香港，在政治進程上，處於各自表述的歧路；那屠城之後，人們的確領略了共識的必要。「共識方案」孕育於89年風高浪急的5月中後，它糅合了原來意見分歧的兩局議員。實際上，此一方案的重要性不在於內容，因為論民主，它不及民主派人士主張「97年」即全面普選的「190 人方案」；若論保守，也遠遠未及工商界的「89人方案」。關鍵是，它表達了屠城後瀰漫香港的急切需求：加速政制民主化，並塑造出承載此一訴求的政治集體，前提當然是各路人馬的自我轉化。這也體現在民主派及工商界人士身上，原來對立的兩陣竟能磋商出「四四二方案」：特區首屆立法會的普選議席就佔「四成」，之後是「六成」。荒謬是，這都得不到接納。
可以說，90年通過的《基本法》，即97後官方的「政制時間表」，肯定不會得到89 年香港人的認同。一方面，《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拒絕進行任何科學而嚴格的民調（08-10-1989 《明報》），或全民公投，多名委員更憤而辭職；其次，那些由社會醞釀、受廣泛支持的未來政制方案無不遭致否定。因此，《基本法》定稿後，憤怒立即爆發：罷課、焚燒《基本法》、港人信心降破六四低點（23-02-90 《明報》）、咒罵《基本法》的港方起草成員乃「橡皮圖章」，餘不一一。
回歸後，民主運動甚少重提自己曾經有過的各種集體意願，這既使人誤以為特區的政治進程乃理所當然，也叫人們誤會2012 雙普選乃奢求。今天的窘境其實源於那一發生在過渡期、但未完成的抗爭。借助當時中方的一個說法，更有助於分析對手及目前形勢：「兩個過渡期」。循此引伸，今天即是「第三個過渡期」。
第三過渡期的時間政治學
六四後的民情反彈，中央是知道的，但後者堅持所謂的「平穩過渡」，並警告：若回歸前的民主進程「過急」，回歸後就推倒重來。這就是「兩個過渡期」：首個發生於84 至97 年，第二個則是97 之後的10 年。這就區分了兩套截然不同的「過渡期」觀念，來自北方的一邊認為殖民地的政經秩序必須凍結；而香港人則認為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資本主義和言論自由，但政治上必須求變是清楚不過的。事實上，回歸後的首10年是名副其實的「第二個過渡期」，這推倒原先的政治進程之餘，一切以新的時間進程再度開展：極大地收縮早前具廣泛選民基礎的功能組別設計；廢除或還原早前立法會處理過的部份法律；恢復區議會委任制；等等。然而，當時似乎並未詳細說明，當第二個過渡期也正式終結，即時針終於行走至《基本法》政制部份的留白處，香港人該怎麼辦？
自從04 年開始，當人大決議了08 年立法會中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不變」，這無異於宣告「第三過渡期」之降臨。這一次，當權者更把自己親手打造的進程凍結起來。話說回頭，當年「共識方案」之所以訂立明確普選年份，就是因為知道「拖延決定」，只會讓「時間」成為「觸發點」，產生永無休止的政治辯論和鬥爭，誠如一位兩局議員認為：「 甚至帶來一場政治風暴」（18-10-1989 《明報》）。換句話，這場風暴老早從《基本法》定案之日播下了種子，因為誰也不知道，若只依賴《基本法》設定的路徑，「第三過渡期」將在何時終止。讓我引述一篇社論：「很難設想，功能組別的議員會投票反對自己當選的途徑（筆者按：指三分二多數方可通過政改之規定）。那時的行政長官仍是選舉委員會所選出的，他會不會同意改由全民普選？至於人大常委會是否批准，那就更加難言了。也就是說，2007年的選舉方式有可能長期維持下去，或許是四十年不變。 」（18-02-1990《明報》） 弔詭是，故紙堆中的歷史彷彿成為了預言。
原則和妥協外的主體之路
在此再和社會學者呂大樂商榷。在一篇寫於回歸十年的文章中，他說香港人在過渡期犯的錯誤之一，便是抱着急凍香港的心態，所謂五十年不變。然而，在社會經濟文化的範疇內，港人可能真的曾經如此，但在政治問題上則絕對不是。今天的爭議完全脫胎於廿多年來的「時間之爭」。面對那一開展於過渡期的政治凍結邏輯，「變相公投」只是第三階段的一次摸索中的反撲；而將「政治時間表」的問題重新置回它的脈絡，我們便得以在原則和妥協之外開闢不同的民主道路。這是一條不以大膽或怯懦的語彙來自我描述的香港民主之路，即不純粹以跟權力的距離來自我定位，而是希望建構一份更具連續性、繼往開來的主體認同：堅持2012雙普選，不是因為大膽，而是為了追認我們自己被不斷壓抑的主體性，並在這份追認中，超越那一由「歷史勝利者」∕「今日支配者」硬套在港人頭上的政治時間概念。只有如此，前人未完成的種種才不會白廢，而我們的當下即使無法獲勝，也一樣燃燒未來。(《明報》．世紀，201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