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拒絕回應黃毓民的提問。黃毓民和陳偉業站起抗議，謝偉俊走到黃毓民身後，舉起抗議牌，上面寫著：「沒有文明，豈有民主」。
世上有很多論述都是看似真確，卻是經不起邏輯驗証，例如謝偉俊主張的「沒有文明，豈有民主」──事實上是剛好相反，應為「沒有民主，豈有文明」，因為民主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若沒有民主作保障，那麼文明就是不穩定的，會隨時被動搖。
謝偉俊最沒有質格指斥別人不文明，因為他隸屬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得不到市民的授權，卻有權否決眾多惠及民生的議案。這是一個不文明制度，而他自身就是其中的代表，是製造不文明行為的幫凶。
佛洛伊德寫過一本書，叫《文明及其不滿》，探討人的心理與社會的關係。他表示：「人若能約束其本能需求，比放縱本能欲望更能建設一個良好的社會……文明社會追求『公平正義』，保障社會制約不會被謀求私利的人所破壞。」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強化了佛洛伊德的理論，他指出文明的社會應是「讓每個人能充分發揮自我」的環境。偏偏，香港已被一群特權階級騎劫，將私利置於大眾福祉之上，導致社會資源分配──包括財富、人力以至創造力等都受嚴重壟斷，而特區政府不但視若無睹，甚至參與其中，成為剝削者的一份子，這絕不是什麼「文明」，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同時，一百四十萬市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他們連生存的基本需求都受威脅，惶論發揮自身，還哪來什麼氣力去談「文明」？
有學者指出民怨已到達臨界點，若社會不公的情況持續，香港將變得極度不穩定。現時香港的情況跟大革命前的法國近似：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貴族、教士和平民分為三個階級，每個階級不論人數多少，一律只得一票表決權，這無疑是不公平的制度。平民要求廢除另外兩個階級的特權，卻被否決，平民忍無可忍，最後導致革命。
社會的不公義是引致不文明行為的源頭，當人民一再被剝削，那麼這個社會就是要逼人起義。徹底的解決辦法是推行真民主，改變現存制度的缺失，而非惺惺作態，擺出道德衛士的嘴臉，教訓別人要「理性」、「務實」和「文明」。剝削者忽視自身的暴行，這行為本身就是最不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