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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 :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談智障人士高齡化

張超雄 :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福氣」──談智障人士高齡化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9月8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九月來臨,意味《施政報告》快將出台。政黨摩拳擦掌,準備在房屋問題上展開攻勢,最低工資水平也勢將成為焦點。輿論對一般社會服務的供求一貫缺乏關注,政府只要這裡那裡多撥一點資源,便可堵住悠悠眾口。對於田北俊要求開倉扶弱,政府也一口回絕了。不過,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公共及人本服務也要跟上時代,否則脫節了,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

想說的是智障人士高齡化問題。本來就與很多社會問題一樣,智障人士高齡化並不必然構成甚麼「問題」,只是政府不聞不問,才是構成「問題」的原因。以往智障人士壽命普遍較短,但現今科學進步,很多智障人士都能活到老年,其高齡人口比從前增長兩至三倍。外國已有很多研究應對這個現象,相應的社會服務也配套齊全。然而,香港面對普遍人口高齡化尚且得過且過,更何況是智障人口的高齡化問題。

究竟智障人士高齡化是怎麼一回事?試想像,當一向照顧智障孩子的父母步入老年,他們孩子的年紀也不輕。特別是智障人士身體機能普遍較差,例如他們晚年患上痴呆症的比例較高,而且相當部分有心臟、皮膚和糖尿等問題。由於他們比普通人更早出現衰退,屆時由年老體弱的父母照料多病殘障的孩子,兩代人同時面對「老病死」,雙重壓力則由為人父母一力承受。

以目前公營系統的醫療和復康服務看來,隨著智障人士高齡化,他們的生活質素幾乎注定每下愈況。特別是嚴重智障人士表達能力有限,即使是每天負責照料的父母也未必能知道其身體有何不適,而診斷時間被不斷壓縮的公立醫院醫生,也難要求他們在進行繁複檢查時好好合作。再以智障人士必須的物理和職業治療為例,莫說人員編制標準其實偏低,但即使是以這個偏低的標準衡量,目前有關人員嚴重短缺,服務大排長龍。結果就是智障人士的病情被耽誤下來,然後倒過來增加公共醫療的負擔。

電影《海洋天堂》中飾演自閉兒爸爸的李連杰罹患絕症,但讓他最感到痛苦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難以為孩子覓得安身之所的絕境。作為一名嚴重智障女兒的爸爸,電影情節於我而言是多麼真實。很多智障孩子家長其實也面對共同夢魘──若然自己比孩子早死,那麼孩子便可能落得無人理會,甚至連居住地方也成問題。目前中度及嚴重智障人士院舍動輒輪候十年(輕度智障的甚至不設院舍服務),有家長念及自己年老,提早為孩子輪候宿位,但輪到以後卻捨不得把孩子送進院舍。他們當然明白宿位難求,但要孩子在環境狹窄的院舍接受失去個性的集體式生活安排,卻又萬般不情願。這些都是百病叢生的長期護理服務為家長帶來的莫大困擾。

對普通人而言,「白頭人送黑頭人」令人感到多麼悲傷,但對我們這些家長來說卻是個傷心但安心的命運安排。數天前我曾出席研討會,一位已屆84歲的婆婆分享自己廿年來一直擔憂自己死後無人照顧其輕度智障女兒。她曾將僅有的十萬元積蓄先後交予兩位教會執事,希望對方協助處理二人的身後事,但都被推卻了。然後婆婆又向女兒工作的庇護工場社工求助,得到的答覆是社署並不從事有關服務。當想到母女二人殘病交煎,婆婆想過與女兒一死了之,後來從電台聽到聖雅各福群會為無依長者安排身後事的「後顧無憂」服務方才息懷。婆婆回想徬徨的過去,說著說著,依然哭得淒涼。其個案反映了晚年服務的真空。聖雅各的服務非由政府資助,但潛在的需求卻相當殷切。

未雨綢繆本來是任何負責任政府應有之道,何況問題現已擺在眼前。且看這次《施政報告》有無新意。